日本在很多年前就誕生了“佛系青年”，稱之為“無色青年”。
所謂“無色青年”是指那些平日裡空空寂寂，無所事事，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會模仿別人，社會上流行民謠音樂會，他就加入民謠音樂會，有時去聆聽基督教的講道，有時出席佛教的講演，不勤奮，也不懶惰，不放任自流，也不反省勵志，但求安生立命而已的年青人。這就是社會討好年輕人的結果。
這個世界一直在討好年輕人。那些已經成為社會精英的中年人，也口口聲聲要“越活越年輕”。更可怕的是，全社會的話語和趣味都由年輕人支配，以至於當下中國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
利奧•施特勞斯很早就挑明瞭：現代性的本質就是“青年造反運動”，每一代都試圖推翻上一代，試圖創造出更進步的未來，最終呈現出“不斷革命”的態勢。
在這個九零後總是莫名其妙地感嘆自己老了的年代裡，我總是懷想起一百年前的一群年輕人。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中國誕生了一個名叫“少年中國學會”青年社團，他們定期舉辦讀書會、寫文章，而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出生於1890年代，是一百年前的“90後”，我們瞧瞧這群當時剛滿20歲的年輕人都是誰：李大釗、惲代英、張聞天、毛澤東、曾琦、朱自清、李璜、周佛海、方東美、何魯之、宗白華、田漢、盧作孚、王光祈、周太玄、魏時珍、李劼人……
這份名單可謂群星璀璨，以至於四十年代有人說，當今中國 ,已是“少年中國”的天下。“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設立了總會，南京和成都設立了分會，此外在湖北、湖南、 山東、山西、福建、安徽、遼寧、陝西、上海、杭州、天津、廣州等省市都有會員。在國外設有巴黎分會，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和南洋等國家與地區也有會員。
“新文化”如何成了一種“運動”，其實與這個青年組織的誕生不無關係。在羅家倫看來，五四運動取得的重要成績之一，便是“社會組織的增加”，而少年中國學會就是當時影響最大、成員數量最多的青年社團。大量新型社團的湧現，催生了青年知識分子階層的形成。從洋務運動經由維新變法，直到晚清新政期間逐步推行的教育改革，讓年輕的學生們由傳統的文人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少年中國學會”定期舉辦讀書會，邀請文化名人講演, 以求取得學術或事業上的指導。
1920 年學會常會還專門討論了“籌備邀請名人講演”的問題。當年擬開四次講演大會, 第一次請周作人、王星拱兩先生講演, 第二次請梁漱溟先生講演, 第三次請屠孝實、李石曾兩先生講演, 還預定第四次請羅素先生講演。少年中國學會的生活是烏托邦似的，他們中的很多年輕人走進鄉村，他們每天“(一)種菜兩鍾，(二) 讀書三鍾，(三)翻譯書籍三鍾，其餘鐘點，均作為遊戲閱報時間”。
這些客居異鄉的學生，擺脫了舊式家族的直接束縛，進而以相對獨立和自由的個體身份面對社會、國家乃至世界。這些“有志向上的青年,憤於現今社會之黑暗,乃欲作一種有組織的結合”。在城市裡他們發起了工讀互助運動，即通過“試驗新生活的新團體”——工讀互助團來實行新生活新社會。
他們提出了“人人作工，人人讀書”的理想，並在刊物上著文鼓吹，得到了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周作人等人的支持。這個運動雖然帶有很強的空想色彩，但給陷於貧困失學而又渴望求學上進的青年帶來了一線希望，相當於當時的“公益活動”，他們把這個工讀互助運動視為“改革社會的實際行動”、“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
歷史似乎忘記了這個只存在了7年的青年社團，人們更關注日後他們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的身影，卻不知道他們在20歲時身邊是一群怎樣的朋友、讀過哪些書、做過哪些夢。而更鮮為人知的，“少年中國”的誕生，其實是效仿歐洲早年就有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而這就要說起歐洲一個更早的青年社團。
那時候，少年中國的成員們才剛剛出生。讓我們把時間的車輪再往回倒退20年，去到1896年的德國柏林，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名叫霍夫曼的大二的學生，他帶領著一群學生，從小城斯特格利茨出發，開啟了一段長途旅行，他們穿過城市與村莊，最終抵達古溫納森林。他們白天採集當地民歌，晚上彈唱吟誦、載歌載舞。
他們把這次旅行稱為“候鳥旅行”，把自己當作一群候鳥，遠離故鄉，重新尋找故鄉。令霍夫曼自己也沒想到是，這次只有15名成員的旅行，幾年以後風靡整個德國和歐洲，“候鳥運動”掀起了一股波瀾壯闊的青年壯遊的浪潮。
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群年輕人，我挺羨慕他們的，一百二十年前的他們做了我想做卻沒能做成的事。
這張照片很打動我，這群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年輕人，是當時的“90後”，他們坐在山頂，眺望遠方。這場青年運動的領袖費舍爾說：“我們是一群候鳥，拯救自己，握緊旅行的手杖，去尋找你那已經失去的真實和坦誠”。
在1909年，有一群高中生在參加候鳥旅行，途中遇到了大雨，他們擠在的鄉間教室裡，在稻草堆裡熬到了天亮。帶隊老師名叫理查德·斯爾曼，這一夜，他翻來覆去、輾轉難眠，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有一種專門為青年人設計的旅社。他回到家鄉，把自家的一座廢棄古堡改造成了旅館，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座青年旅社。
青旅”這種概念也隨著候鳥運動漂向歐洲各地，增加到兩萬多個床位。青年旅社都有很大的公共空間，年輕人們白天揹著乾糧旅行，採集大地上的民歌，晚上就聚集在青年旅社的公共空間裡，彈唱民謠。在斯爾曼老師的推動下，更多的青年走出校門，去遠方旅行，他說：“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天堂”。
時代已經失掉了他的青年。工業化、現代化蓬勃發展的德國，城市拋棄著鄉村，拋棄著傳統的價值理性，這惹得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逃離城市，他們去經驗、去看、去聽、去懷疑、去歌唱，他們迴歸鄉村，民謠、篝火、素食、禁酒、禁慾。他們拒絕做孤獨而無根的城市人，腳步深深紮根在旅行過的大地上。他們感受到自己成為大自然一部分，大自然也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他們年輕，他們熱淚盈眶，他們甚至赤身裸體在大自然中奔跑。
候鳥運動，是當時的德國青年感到自己被壓制而被逼出來的。社會的壓力，家長的壓力，學業的壓力，沒有時間和空間去獻給自我。他們感到自己只是老一代的附庸，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被老師們安放在一個被動的角色上。當他們清醒後，他們嘗試著塑造自己一代人的生活，要脫離老一輩的習慣和醜陋的傳統，他們追求著一種符合年青人本性的生活方式，而同時又建立了一種能夠被嚴肅傾聽的亞文化：拿出一種新的高貴的青年文化。
候鳥運動從德國出發，影響了整個歐洲的一代青年人。它就像一座最聖潔的學校，這所學校是公共生活之濁流中不可侵蝕的真理之島。通過適應於青年最高的特性，它在最高意義上鼎力輔助了人性：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比上一代邁出更大的腳步，他們從一開始就以自己的力量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推動世界歷史。
吳端在《近代“青年”觀念的形成與展開》裡說：“如果有青年本質的話，我們可以舉出具有正義性、卓越性、公共性這三大要素。”我想，青年本質是否天然的具有“正義性”，暫且存疑。但是，“如果有青年本質的話”，“浪漫性”絕對是不可缺少的一點。就像候鳥運動一樣，青年運動永遠是和“無所顧忌”和“敢於行動”聯繫在一起的。使青年著迷的，並不一定是運動的最終目的，而是運動本身所飽含的那種激情和那種“打破常規”所帶來的酣暢淋漓的快感。無論是候鳥運動，還是少年中國學會，他們都是浪漫的。他們在各自的浪潮中扯出了一道縫隙，它照亮了年輕人的心靈。
弔詭的是，在這個兩個青年社團成立7年後，德國和中國都各自爆發了戰爭，社會現實逼迫著他們解散各自的社團，紛紛投身戰爭、政治，這些年輕人開始在各自的國度以主角身份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年輕時就曾四海為家，他們的心中有著無盡的山河。這就是一百年前的一群年輕人，二十歲出頭的這幫人。他們超越時代，也被時代利用。他們創造歷史，也成了歷史的炮灰。他們站起來反抗一切，又被人輕易教唆。
他們生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但都有著青年對社會風潮的洞察與敏感，不論他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們都曾是勇敢的先鋒、易受蠱惑的信徒、信奉享樂的實踐者，甚至是推動戰爭的亢奮者與接受戰局的敗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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