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之第1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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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字守常，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學術上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之一。
《史學要論》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李大釗在唯物史學方面的觀點，他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探討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史學與其相關學問間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六個專題。作為先驅者、拓荒者，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大釗，1889-1927
李大釗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化學術中的中國化，貢獻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尤其他“夙研史學”，在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更為突出，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歷史學最基本的概念——歷史和歷史學提出了嶄新的獨到的看法，進行了科學的界定；
第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初步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理論體系；
第三，李大釗對史學理論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初步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理論體系；
第四，李大釗對西方近代史學思想史進行了系統研究，為他研究唯物史觀等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第五，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的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這種研究可以視為他所說的要把中國歷史一一“改作”的積極探討和嘗試。這種“改作”既為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研究開闢了思路，又有效地配合了革命鬥爭的需要，論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李大釗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史學要論》和《史學思想史》講義及一系列有關的文章中，其史學思想則主要體現在《史學要論》以及《史觀》等論著中。《史學要論》一書共六部分，分別是“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雖然只有32000餘字，但是內容卻非常豐富，結構嚴謹，體系完備，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歷史科學的學科體系，堪稱一代學術大師李大釗的代表作。
李大釗手跡
（一） 關於歷史與歷史觀
李大釗在《史學要論》首先討論的是歷史的定義，這個問題他在《史學與哲學》、《報與史》等文章中也進行過論述。在《史學與哲學》一文中，他首先從字義、詞義入手討論“歷史”一詞含義的演變，指出在中國的典籍中，“史是記事的人（即是書記官）”，也就是史官；“史學有書役的義”。在西方文化中，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希臘語、拉丁語中歷史的“本意為‘問而知之’，把‘問而知之’的結果寫出來，即為記錄，即是History”。在德語和荷蘭語中，歷史“原皆指發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變”。而近代所說的歷史則主要有三層含義，分別指民族和社會發展所經歷的過程、歷史書籍和“科學的學問”。李大釗進一步從學術的角度例舉了德國曆史學家郎蒲銳西（今譯蘭普雷茨）、日本內田銀藏博士和梁啟超等五人關於歷史的定義，以啟發人們進一步思索這個問題。
李大釗最後在《史學要論》中系統地提出他理解中的歷史：“簡明一句話，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併為其產生的文化。”“歷史既是整個的人類生活，既是整個的社會的變革；那麼凡是社會生活所表現的各體相，均為歷史的內容所涵括。”也就是說，歷史不是單指社會生活中政治的或軍事的某一個方面，也並非僅僅指宗教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某幾個方面。
進而，李大釗提出自己的歷史觀：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社會的變革就是歷史。歷史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哪個偉人聖人或上帝創造的。歷史的變革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馬克思所以主張以經濟為中心考察社會的變革的原故，因為經濟關係能如自然科學發見因果律。這樣子遂把歷史學提到科學的位置。”
李大釗又說：“歷史的真實，有二意義：一是說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記錄是正確的，一是說關於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解喻是正確的。”“解喻是活的，是含有進步性的；所以歷史的事實，亦是活的，含有進步性的。”這是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歷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的進步，人們對於歷史事實的解喻自然要不斷的變動。“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可稱為舊史觀，而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歷史觀則可稱為新史觀。”在舊史觀指導下的歷史，必須一一改作，且必須要重作。李大釗特別指出：一切的歷史，不但不怕隨時改作，並且都要隨時改作。根據新史觀、新史料，把舊歷史一一改作，是現代史學工作者的責任。
（二） 關於歷史學與歷史學觀
關於歷史學的定義，李大釗認為：“史學非就一般事物而為歷史的考察者，乃專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變化者。史學有一定的對象。對象為何？即是整個的人類生活，即是社會的變革，即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類生活及為其產物的文化。換一句話說，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更進一步說，研究歷史的任務和目的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進步的真理。”
李大釗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歷史學觀，第一，他認為雖然說“歷史學的起源，實起於紀錄的歷史”，但是應該區別歷史和歷史學，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要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裡去得，不能在故紙堆裡去尋”。也就是說，過去的歷史記錄或撰述，並非客觀歷史本身，只是歷史研究的資料而已。“記錄是研究歷史的資料。歷史是整個的、有生命的、進步的東西；不是固定的、死的東西。歷史雖是發源於記錄，而記錄決不是歷史。”
第二，應該儘快建立歷史科學的理論體系。他指出，史學的目的不僅在考證特殊史實，同時更宜為一般的理論的研究。“今日的歷史學，即是歷史科學，亦可稱為歷史理論。史學的主要目的，本在專取歷史的事實而整理之，記述之；嗣又更進一步，而為一般關於史的事實之理論的研究，於已有的記述歷史以外，建立歷史的一般理論。嚴正一點說，就是建立歷史科學。”針對有人提出難以建立歷史科學的一些看法，李大釗反駁道：雖然說歷史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並且是多元的，歷史學也含有多元的哲學觀，但是，由於各種學科都有自身的特點，“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遍的形式，論定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見其不能？”他表示相信，通過史學家持續不懈的共同努力，“歷史理論即歷史科學，終有完全成立的一日。”
第三，歷史研究要遵循科學的嚴格的方法。歷史研究在於求實求真，為確保這一點可以說有很多方法，比如：“沿革的研究”、“比較的研究”、個案研究、總體性研究等。此外，還有歷史編纂法，即怎樣運用具體的學術方法去編纂、記述歷史，怎樣編制圖表等。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大釗認為歷史研究方法應該和歷史理論嚴格區分開來，二者雖然有一定的聯繫，但是畢竟明顯不同。“當茲歷史理論的系統尚未完成確立的時代，每易使人致疑於歷史理論就是歷史研究法。歷史研究法之外，別無歷史理論存在的必要，這不能不與以辨明。” “歷史研究法是教人應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做史學研究的階梯學問，是史學的輔助學問。歷史理論則非別的學問的輔助與預備，實為構成廣義的史學的最要部分。”
第四，關於史學理論與歷史哲學的區別。李大釗認為：“歷史學即歷史理論，是說明歷史現象的一般的性質，形式，理法的”，而“歷史哲學是由統一的見地而觀察歷史事實者，是依哲學的考察，就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為根本的說明深透的解釋者”。即歷史哲學是研究歷史的根本問題的，是比歷史學上所究論的更普遍、更淵深的問題，如人類生活究竟是什麼？人類的行動，是有預定軌道的，還有人生是作夢一般的？我們所認為歷史事實的是真的呢，還是空虛的？人類背後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呢？還是歷史上的種種事實都是無意義的流轉……？種種事實，紛紜錯雜，究竟有沒有根本的原理在那裡支配？這都是歷史哲學的事。歷史哲學是哲學的一部分，從系統上來說，宜放置在哲學分類之下。而“歷史理論為尋得究竟的假設，與一般原理的闡明，不能不求助於歷史哲學，有時尚不能不求助於一般哲學”。儘管如此，歷史理論“與歷史哲學亦必各有其判然當守的界域”。
此外，李大釗還對歷史學與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詳略得當、言簡意賅、深入淺出地論述了史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筆者無須再贅言介紹。而李大釗從人生觀、世界觀、培養科學態度和史學的教育功能等方面對現代史學的價值和作用的論述，見解深刻而又充滿激情，可謂文筆優美，精彩紛呈，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自然更無需筆者在這裡一一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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