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之第1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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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字守常，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学术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六个专题。作为先驱者、拓荒者，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学术中的中国化，贡献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尤其他“夙研史学”，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历史学最基本的概念——历史和历史学提出了崭新的独到的看法，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第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
第三，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体系；
第四，李大钊对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他研究唯物史观等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第五，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视为他所说的要把中国历史一一“改作”的积极探讨和尝试。这种“改作”既为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开辟了思路，又有效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李大钊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史学要论》和《史学思想史》讲义及一系列有关的文章中，其史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史学要论》以及《史观》等论著中。《史学要论》一书共六部分，分别是“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虽然只有32000余字，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堪称一代学术大师李大钊的代表作。
李大钊手迹
（一） 关于历史与历史观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首先讨论的是历史的定义，这个问题他在《史学与哲学》、《报与史》等文章中也进行过论述。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他首先从字义、词义入手讨论“历史”一词含义的演变，指出在中国的典籍中，“史是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也就是史官；“史学有书役的义”。在西方文化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中历史的“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记录，即是History”。在德语和荷兰语中，历史“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而近代所说的历史则主要有三层含义，分别指民族和社会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历史书籍和“科学的学问”。李大钊进一步从学术的角度例举了德国历史学家郎蒲锐西（今译兰普雷茨）、日本内田银藏博士和梁启超等五人关于历史的定义，以启发人们进一步思索这个问题。
李大钊最后在《史学要论》中系统地提出他理解中的历史：“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单指社会生活中政治的或军事的某一个方面，也并非仅仅指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某几个方面。
进而，李大钊提出自己的历史观：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就是历史。历史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或上帝创造的。历史的变革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位置。”
李大钊又说：“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这是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在旧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必须一一改作，且必须要重作。李大钊特别指出：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二） 关于历史学与历史学观
关于历史学的定义，李大钊认为：“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更进一步说，研究历史的任务和目的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进步的真理。”
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历史学观，第一，他认为虽然说“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但是应该区别历史和历史学，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要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记录或撰述，并非客观历史本身，只是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记录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
第二，应该尽快建立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针对有人提出难以建立历史科学的一些看法，李大钊反驳道：虽然说历史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并且是多元的，历史学也含有多元的哲学观，但是，由于各种学科都有自身的特点，“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遍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他表示相信，通过史学家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
第三，历史研究要遵循科学的严格的方法。历史研究在于求实求真，为确保这一点可以说有很多方法，比如：“沿革的研究”、“比较的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性研究等。此外，还有历史编纂法，即怎样运用具体的学术方法去编纂、记述历史，怎样编制图表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大钊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应该和历史理论严格区分开来，二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毕竟明显不同。“当兹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成确立的时代，每易使人致疑于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之外，别无历史理论存在的必要，这不能不与以辨明。” “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做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
第四，关于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区别。李大钊认为：“历史学即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而“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即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是比历史学上所究论的更普遍、更渊深的问题，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有人生是作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呢？还是历史上的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的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从系统上来说，宜放置在哲学分类之下。而“历史理论为寻得究竟的假设，与一般原理的阐明，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有时尚不能不求助于一般哲学”。尽管如此，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亦必各有其判然当守的界域”。
此外，李大钊还对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略得当、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笔者无须再赘言介绍。而李大钊从人生观、世界观、培养科学态度和史学的教育功能等方面对现代史学的价值和作用的论述，见解深刻而又充满激情，可谓文笔优美，精彩纷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自然更无需笔者在这里一一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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