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過半途。在外，中國經濟正處於中美貿易摩擦的不確定中；在內，基建投資放緩、內需不足。宏觀政策需要如何發力？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給出了答案。
經濟形勢 穩中有變
對於當前的經濟形勢研判，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相比4月份時的“穩中向好”，這一措辭更加謹慎。
會議提及的“變”是什麼？從外部環境來看，最大的不確定性是中美貿易摩擦。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員明明表示，隨著美國逐步擴大對我國商品加徵關稅的範圍和力度以及我國採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國際貿易摩擦逐步升級，成為了經濟下行壓力過程中的又一加重砝碼。從3月份中美貿易摩擦爆發至今，我國進出口出現明顯疲弱態勢，同比增速持續下滑；與此同時，3月份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面臨較強的貶值壓力，體現在中間價從6.2764累計貶值5367個基點至6.8131；美國貨幣政策迴歸正常化過程中的持續收縮對流動性的抽離也成為國內貨幣政策的牽制。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佔斌也表示，下半年，一要注意中美貿易摩擦演變為多個國家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的連鎖反應；二要注意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引發資本外逃；三要注意地緣政治衝突觸發原油、原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
對於國內經濟形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在去槓桿背景下的內需增速放緩成為影響經濟最重要的因素。最明顯的影響是投資增速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前五個月降到了歷史的低點——6.1%。“回想十年以前，我們的投資都是兩位數增長，高的時候達到百分之二三十。現在投資增速已經低於GDP增速了，這還是名義增速，如果看實際增速的話，再算一算，這個數字讓人覺得很擔心。”他表示。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表示，對於經濟走勢，中央用了“穩中有變”這樣一個從未用過的新提法，而不是像2014年底那樣明確說“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顯然，在總體形勢的判斷上，中央看到了目前的下行趨勢，但並不認為壓力像2014年那麼大。一方面，這次下行幅度、速度比當時差得遠，2014年底GDP單季度下行0.3個百分點，這次只是0.1的波動；另一方面，現在的底線也比當時高多了，即便後兩個季度持續下滑，今年保6.5%的目標也沒有任何問題。
宏觀政策 未發生根本轉向
自“423”會議結束到現在，市場一直在爭論2018年會不會重演2014年的大寬鬆。本次政治局會議明確表示，依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管清友表示，在不變的主基調下，關鍵是後面的具體政策描述，上次是刪掉了“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強調“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次變化明顯，重提“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也就是說：目前還是微調，不是轉向，穩健的基調不能丟。至於新出現的“內憂外患”，更多的還是結構性問題，而不是週期性問題。所以中央特別強調要“採取針對性強的措施”，用結構性政策解決結構性問題，總量政策還是輔助，這和2014年有本質區別。
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提出，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在專家看來，宏觀政策重心正在轉向財政政策。7月PMI數據顯示，內需顯著回落，進口指數降至榮枯線以下，同時7月銅、鋅等有色金屬價格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認為，這些跡象再次表明擴大內需的迫切性。擴內需是為了穩增長，前期大部分政策都偏向穩增長。調結構是為了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目標，建立在穩增長的前提下。他認為，財政政策要在擴內需和調結構上發揮更大作用，可能的途徑在於：
其一，聚焦減稅降費，同時利於擴內需和調結構。一方面，通過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對沖價格下行和信用收縮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壓力，提高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另一方面，對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減稅降費，使用結構性減稅政策優先支持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業，有利於調結構。
其二，加大基建託底經濟的力度，直接促進擴內需。由於財政收支矛盾，減稅政策在今年的發力空間有限，比如，此前提出的將個稅起徵點提高至5000元，對居民收入增長的提升不大，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因此，和減稅相比，加大對基建投資的支持，其效果更加立竿見影。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也認為，減稅將會成為未來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他表示,減稅可能有四個方向：一是小微企業，繼續扶持小微企業的發展；二是“三農”領域，扶持“三農”的發展；三是專門針對週期性行業擴大資本開支的減稅政策，可以鼓勵週期性行業進口資本開支的擴張；四是一些高科技企業，鼓勵高科技企業進行科技創新。
一鬆一緊 不會重走泡沫化老路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財政政策可能加大財政支出和地方專項債在基建項目上的投入，但由於我國去槓桿的決心沒有發生改變，所以，基建投入著重在補短板與鄉村振興戰略。這似乎沒能留給基建足夠的空間。要知道，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例如，鐵路，地鐵，機場的建設投資面臨飽和問題。但明明並不這樣認為。他表示，基建還有更為廣闊的發力空間，包括：鄉村振興、重啟軌道交通、電力投資重啟、地方政府對數據中心建設需求。他進一步表示，廣義基建的投向甚至可以直接帶動相關製造業投資。鄉村振興戰略供水供氣，排水排氣等鄉村基建投資加強增大了對PVC管道相關化學材料製品上游行業的需求，進而，實現從基建到製造業的多方位傳導。加強橋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會增大對螺紋鋼，水泥等產業的需求，帶動黑色金屬和非金屬建材等上游產業製造業投資，而且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今年同比增速已經由負轉正。
歷史上，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往往此消彼長。二季度以來，經濟下行、“擴大內需”引發走老路刺激地產的聯想，而本次會議表態“整治市場秩序、堅決遏制房價上漲”。海通證券研究所副所長姜超表示，這一強硬態度明顯不同於4月會議的“保持樓市健康發展”，意味著下半年樓市調控難見放鬆，棚改貨幣化安置等推動房價上漲的措施或會逐步收縮。
為何這一輪政策是“松基建，緊地產”？潘向東認為，這麼做的背景主要是：一方面，上半年基建投資斷崖式下跌，地方融資平臺嚴重受限；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保持韌性，大型房企依靠銷售回款依然能維持下去，相對而言，融資壓力小於地方融資平臺。依靠基建託底經濟比放開房地產的風險相對較小。
對於“緊地產”的思路，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應將短期調控政策和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短期調控政策方面，精準預判和評估多重政策的影響，規範市場交易秩序。加大人口流入壓力較大城市的住宅用地供應量，給予符合監管規定、資質良好的大型房企通暢的融資途徑。房地產長效機制方面，健全住房租賃交易服務平臺，完善配套設施和物業服務，創新住房租賃項目投融資合作模式，為個人申請租賃住房提供財稅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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