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貿易摩擦是穩增長最大變數

上半年中國經濟已經交出滿意答卷:國內生產總值(GDP)41896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8%。

手握上半年“成績單”,我們不禁進一步展望,中國經濟接下來的發展走勢會是怎樣?下半年經濟領域有哪些風險值得關注?宏觀經濟政策又將如何調控?在國內外複雜環境下應該如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本期中國經濟時報圓桌特別邀請國內專注宏觀經濟研究的知名專家解析、把脈、研判下半年宏觀經濟走勢。

嘉賓

張佔斌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湯鐸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

馮煦明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景彤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 周子勳

下半年經濟將穩中求進、穩中趨緩

中國經濟時報:上半年我國經濟取得良好表現,延續穩中向好態勢。那麼,各位對下半年我國經濟走勢作何預斷?

張佔斌:上半年,面對異常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我國經濟總體上仍能保持穩中求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下半年,國內外環境增大了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走勢將可能會出現一些小的波動,呈現穩中求進、穩中趨緩的態勢。

穩中求進好理解,為什麼可能出現穩中趨緩?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穩中趨緩是經濟週期的一個必然。從經濟週期看,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會經歷低速—中高速—高速—中高速—低速這樣的循環。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GDP實現了年均近10%的增長,已經創造了“中國奇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從高速變為中高速,經濟增長逐步放緩,都是很正常的經濟週期現象。第二,穩中趨緩是經濟轉型的一個必然。從創新週期的歷史規律看,一般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和蕭條時,新技術、新經濟就可能應運而生。第三,穩中趨緩是目前國內外環境複合作用的一個必然。總的來說,穩中趨緩會增大我們尋找新增長點的動力,加快我們推動經濟轉型的步伐。

湯鐸鐸:我國下半年經濟走勢可以從三方面看:第一是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大概率維持原有的低波動趨勢,波瀾不驚。GDP增長率維持在6.8%上下的狹窄區間,CPI則在1.8%左右,經濟結構和增長動能、增長質量均會有所改善。第二是金融。在政策環境稍有鬆動的情況下,下半年金融業改革和金融部門調整將繼續有序推進,金融市場總體趨於平穩,也有可能爆出個別極端案例,從局部逐步釋放風險。第三是外部環境。在全球經濟復甦的大背景下,需要格外關注外部經濟環境。中美在經濟上的角力會長期化、複雜化,這個要有心理準備,就下半年而言,貿易摩擦仍是最大變數。

馮煦明:我們預計,下半年經濟增速將整體穩定、略有放緩,第三、四季度分別為6.6%和6.5%,2018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大致在6.6%左右。

中美貿易摩擦擴大的風險是影響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速最大的不確定性。如果貿易摩擦擴大,將會從進出口貿易、匯率、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市場情緒等多個渠道影響中國經濟。屆時,經濟增速也可能面臨下調的可能。

周景彤:展望下半年,從全球經濟來看,各主要經濟體經濟表現再次分化,美聯儲加息縮表、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動盪,外部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全球經濟復甦面臨更多變數。從國內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推進、新動能持續增強、經濟效益改善,中國經濟具有許多穩定發展的基礎和條件。但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有增無減,嚴監管背景下融資渠道急劇收縮,房價過快上漲導致二三線城市房地產政策轉向等,對經濟穩定增長帶來了不小的變數。總體看來,下半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有所增大。根據各方面環境和條件分析,預計全年GDP增長在6.7%左右,比上年有所放緩。

多個因素預示下半年經濟增速將趨緩

中國經濟時報:作此預判的主要支撐因素是什麼?

張佔斌:一是消費升級面臨諸多困難。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為6.6%,低於GDP增速,這可能使得居民消費意願出現下降;價格方面,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這一數值與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相比,都處於較低水平;信貸方面,截至5月底,住戶貸款佔境內貸款的比重為33.58%,住戶貸款中的71.77%為中長期貸款,而這些貸款可能大多流向房地產市場,對消費產生擠壓,可能使得居民消費能力出現下降。二是投資增速繼續面臨去槓桿的壓力。三是進出口持續遭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

湯鐸鐸: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我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從生產端看,三次產業都呈現出較好的發展態勢,科技創新和新興業態非常活躍。從需求端看,居民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基建投資雖有所放緩,但民間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出現回升;貨物貿易順差雖然收窄,但是貿易結構持續改善。另外,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業形勢穩中向好,這是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定的重要基礎。其次,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對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有清醒認識。從“三期疊加”、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到最近踏實推進的金融去槓桿,我國近幾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可圈可點。現代經濟離不開政府的宏觀管理,正確務實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條件。

馮煦明:從總體上判斷,下半年經濟仍然會比較穩定,增速出現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也需要注意到,在一些週期性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經濟增速可能會略有下調。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金融擴張週期面臨觸頂回落的大背景。2012年以來中國金融部門經歷了一輪史無前例的逆勢擴張。M2

與GDP之比由2012年底的180%上升到2017年底的203%;社會融資規模存量與GDP之比由2012年的169%上升到2017年的211%。2017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強化監管的政策措施,影子銀行業務的擴張勢頭開始得到逆轉,金融週期開始觸頂回落。

二是中國經濟小週期復甦或將迎來下行拐點的大背景。對經濟週期的研究文獻表明,中國經濟中大致存在著以三年為週期的小週期波動規律。最近一輪經濟復甦週期從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而6月份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開始邊際走弱。

周景彤:從需求端看,鑑於當前我國對內需的重視,正逐步出臺提振消費的政策,所以,預計下半年消費有望穩定增長,而在金融去槓桿、強監管背景下,投資則難以明顯改觀。此外,全球復甦和“一帶一路”合作利好外貿增長,但不確定性越來越多。

從生產端看,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收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金融嚴監管持續、環保督察加強等會加大工業生產壓力,預計下半年工業生產壓力或有所加大。服務業保持較快增長但弱於上年同期。

下半年經濟須重點注意三個問題和挑戰

中國經濟時報:下半年經濟運行應該重點注意哪些問題和挑戰?

張佔斌:下半年經濟需要重點注意三個問題和挑戰:一是注意中美貿易摩擦演變為多個國家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的連鎖反應。近日,自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後,澳大利亞、埃及、巴西、阿根廷等多個國家也對我國有關商品發起“雙反”調查。二是注意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引發資本大量外逃。三是注意地緣政治衝突觸發原油、原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

湯鐸鐸:短期內的兩大問題是金融去槓桿和中美貿易摩擦。金融去槓桿對我國經濟而言短空長多,短期內肯定會造成經濟下行壓力,可長期看會使得我國經濟的增長基礎更加健康穩固,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短期看,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宜過分誇大,不過,長期而言,這是中美經濟角力的重要一環,處理不好未來可能會處處受制、窮於應付。另外,還有一個長期的問題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目前雖非迫在眉睫,卻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始著手解決,不然將來會非常被動。

馮煦明: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比較突出的挑戰。具體到下半年,有三個領域存在突出風險,值得高度關注、密切防範:一是信用違約傳染擴散風險。某些規模較大、牽扯麵較廣的信用債違約個案可能傳染至其他相關企業和金融機構,引發局部地區的小規模金融風險。二是實體企業融資斷崖風險。在金融強監管環境下,信託貸款、委託貸款等所謂影子銀行體系的融資劇烈收縮。傳統上依靠非標途徑進行融資的實體企業將不得不尋求新的融資渠道。屆時,這些原本就被標準化融資渠道排斥在外的企業將可能出現融資斷崖。三是外部衝擊可能誘發匯率貶值與資本外流風險。美國經濟目前勢頭強勁,處於上行週期;美聯儲在堅定地推進加息和縮表,致力於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美元指數由4月初的90升值至95。美聯儲加息縮表已經引發了國際市場上美元流動性收緊,導致美元迴流,對其他國家貨幣造成了負面衝擊。如果下半年宏觀經濟轉冷,國內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的分歧勢必加大,屆時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可能再現,資本外流的壓力也可能再次增強。

周景彤:儘管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但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有所上升,國內各類風險和挑戰依然存在,還需要特別關注一些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一是基建投資增速放緩,增大經濟下行壓力。二是部分城市房價漲幅過大,甚至再現“一房難求”的現象。房價過快上漲不僅會影響樓市調控效果、降低調控政策公信力,長期還會降低民眾福利、推高企業生產成本、削弱經濟競爭力。三是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有增無減,隱性債務問題依然存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形式多、增速快,積累的局部風險不容忽視。

宏觀政策將以“穩中有進”+“精準實施”相結合

中國經濟時報:在對下半年經濟運行走勢預判的基礎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將如何調控?

張佔斌:下半年我國經濟可能穩中趨緩,為此將可能採取“穩中有進”+“精準實施”的宏觀政策。“穩”體現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目前,全球正處於逐步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步伐之中,過去“灌水式”的積極貨幣政策很長一段時間內將不會存在。我國的貨幣政策週期應儘量與國際保持一致,避免出現“外緊內松”的貨幣環境。

“進”體現在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方面,需要繼續推行減稅降費,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全球減稅浪潮中進一步研究出臺其他減輕企業負擔政策措施;財政支出方面,須更多地投向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實施、重點領域改革,提高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民生保障。

“精準”體現在結構性調整。目前很多問題不在總量,而在於結構。去產能要從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造船、化肥等細分行業或產品著手;去庫存要從三四線城市、小縣城入手,同時根據人口規模與增速適當降低房地產開發速度;去槓桿要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儘快把槓桿降下來;降成本要從減稅清費著手,尤其是清理不合理的收費;補短板要重點圍繞生態保護和脫貧攻堅,按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對保護生態環境作出不同標準的要求,按不同節奏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湯鐸鐸: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最大看點是如何在金融去槓桿和穩增長之間取得平衡。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發出清晰信號,明確表明堅持金融去槓桿的立場,不能猶猶豫豫,致使市場各方存在僥倖心理。其次,面對市場和輿論壓力,比如某些市場主體會“死給你看”,輿論中“改革倒退”的論調等,政策制定者要做到心中有數。一方面,不能在利益攸關方的壓力和“遊說”下輕易妥協;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即完全置穩增長目標於不顧,放棄使用總需求管理政策。因此,下半年不管是“放水”還是包括減稅在內的財政刺激,一定程度的寬鬆是有空間的,不過,不能據此認為金融去槓桿已經退出甚至反轉。

馮煦明:當前,宏觀政策的著眼點主要還是應當放在防風險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經過過去幾年時間的政策發力和市場的自發調整,重點行業去產能、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去庫存均取得顯著成效。結構性去槓桿任務雖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完成,部分領域、部分地區、部分經濟主體存在較大的金融風險。對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強化去槓桿政策的結構性,區分“好”的債務與“不好”的債務。去槓桿政策應是結構性的,而不能“一刀切”。對於生產率低下、資不抵債、不符合經濟轉型提質增效大方向的“殭屍企業”,要大膽地去槓桿,允許其違約、採用市場化的方式進行破產重組。但對於健康企業,乃至雖暫時遇到盈利困難但前景光明的企業,則要滿足其正常的生產經營性融資需求,容許其槓桿率的合理適度上升。

第二,在保持去槓桿政策定力的同時,輔之以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環境。去槓桿應當更多地從微觀視角出發,通過微觀市場主體的市場化行為實現,輔之以微觀政策干預,定向清除“有毒資產”。去槓桿應該交給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政策,儘量避免直接使用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由於去槓桿本身會對宏觀經濟造成緊縮效應,這時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尤為重要,從而為實體經濟營造較為穩定的流動性環境。

第三,完善破產重組機制,防止“殭屍企業”不良債務越滾越大。對於“殭屍企業”,應當果斷地允許其進行破產重組,而不是靠著政府信用的隱性兜底任由其債臺高築,無謂地消耗金融資源,積聚金融風險和財政壓力。建議在法律框架上完善破產重組機制,推出若干項有代表性的案例作為示範,提高《破產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和指導意義。對於企業破產後的人員安置和再就業問題,應通過強化失業保障體系、貧困家庭救助體系和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來化解。

外部風險也應密切跟蹤關注。主要是兩點:一是美國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擴大化的風險;二是在美聯儲加息縮表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發生大範圍經濟危機的風險。如果外部環境惡化,那麼國內的經濟政策也應當及時作出調整。

周景彤:下半年,積極財政政策將加快支出進度,優化支出結構,著重穩定經濟增長、促進高質量發展。第一,加強預算執行管理,加快財政支出進度;第二,加快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節奏;第三,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加大對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貨幣政策將把握好結構性去槓桿的力度和節奏,防範由於處置風險而引發新的風險。一是加大公開市場貸幣投放力度;二是再次出臺定向降準政策;三是保持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基本穩定,避免金融機構負債成本進一步上升;四是加強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在政策方向、工具實施力度的協調與配合,避免各類政策疊加帶來的不利影響。

多措並舉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中國經濟時報: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國內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應該如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張佔斌: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一是精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振實體經濟;二是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活力;三是“結構性”“高質量”擴大內需;四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湯鐸鐸:短期而言,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在於打贏“三大攻堅戰”。首先,在金融業膨脹和金融體系複雜化背景下,繼續堅持金融去槓桿,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會讓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其次,除了精準脫貧而外,應該推出更多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政策,讓我國的經濟發展更加均衡。最後,也要打好汙染防治的攻堅戰,讓我國的經濟發展更可持續。

馮煦明:中國經濟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個特殊階段,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很重要,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也很重要。不應把增速和質量對立起來看,兩者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要向質量要增速,未來經濟增長的空間主要蘊藏在產業升級、提高產品和服務品質、化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過程中;另一方面,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仍然是必要的,質量提升要在中高速經濟增長中實現,大量的社會矛盾也要在中高速經濟增長中化解。就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而言,需要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這裡分別著重強調兩點。

在供給側,要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多管齊下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在科技人才聘用評價、科研資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權收益權等方面打開制度枷鎖,探索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給科研人員更充分的激勵。要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加強產學研交流合作,允許和鼓勵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跨界流動,避免閉門造車、專利沉睡的現象出現。

在需求端要釋放需求,重中之重是加強住房、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民生建設,把居民消費需求從住房、醫療、教育三座大山下解脫出來。我們建議啟動“二次房改”,探索實施政策性和市場化分配相結合的房地產發展體制改革,靈活運用房地產基金、長租房等創新形式實現“房住不炒”。要增加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優化供給結構,切實化解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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