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过半途。在外，中国经济正处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中；在内，基建投资放缓、内需不足。宏观政策需要如何发力？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了答案。
经济形势 稳中有变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研判，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相比4月份时的“稳中向好”，这一措辞更加谨慎。
会议提及的“变”是什么？从外部环境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明明表示，随着美国逐步扩大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和力度以及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国际贸易摩擦逐步升级，成为了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的又一加重砝码。从3月份中美贸易摩擦爆发至今，我国进出口出现明显疲弱态势，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与此同时，3月份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较强的贬值压力，体现在中间价从6.2764累计贬值5367个基点至6.8131；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过程中的持续收缩对流动性的抽离也成为国内货币政策的牵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也表示，下半年，一要注意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多个国家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二要注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引发资本外逃；三要注意地缘政治冲突触发原油、原料、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
对于国内经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在去杠杆背景下的内需增速放缓成为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最明显的影响是投资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前五个月降到了历史的低点——6.1%。“回想十年以前，我们的投资都是两位数增长，高的时候达到百分之二三十。现在投资增速已经低于GDP增速了，这还是名义增速，如果看实际增速的话，再算一算，这个数字让人觉得很担心。”他表示。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表示，对于经济走势，中央用了“稳中有变”这样一个从未用过的新提法，而不是像2014年底那样明确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显然，在总体形势的判断上，中央看到了目前的下行趋势，但并不认为压力像2014年那么大。一方面，这次下行幅度、速度比当时差得远，2014年底GDP单季度下行0.3个百分点，这次只是0.1的波动；另一方面，现在的底线也比当时高多了，即便后两个季度持续下滑，今年保6.5%的目标也没有任何问题。
宏观政策 未发生根本转向
自“423”会议结束到现在，市场一直在争论2018年会不会重演2014年的大宽松。本次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依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管清友表示，在不变的主基调下，关键是后面的具体政策描述，上次是删掉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强调“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次变化明显，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也就是说：目前还是微调，不是转向，稳健的基调不能丢。至于新出现的“内忧外患”，更多的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所以中央特别强调要“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用结构性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还是辅助，这和2014年有本质区别。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在专家看来，宏观政策重心正在转向财政政策。7月PMI数据显示，内需显著回落，进口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7月铜、锌等有色金属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这些迹象再次表明扩大内需的迫切性。扩内需是为了稳增长，前期大部分政策都偏向稳增长。调结构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建立在稳增长的前提下。他认为，财政政策要在扩内需和调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可能的途径在于：
其一，聚焦减税降费，同时利于扩内需和调结构。一方面，通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对冲价格下行和信用收缩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提高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减税降费，使用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先支持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有利于调结构。
其二，加大基建托底经济的力度，直接促进扩内需。由于财政收支矛盾，减税政策在今年的发力空间有限，比如，此前提出的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提升不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和减税相比，加大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其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也认为，减税将会成为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他表示,减税可能有四个方向：一是小微企业，继续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二是“三农”领域，扶持“三农”的发展；三是专门针对周期性行业扩大资本开支的减税政策，可以鼓励周期性行业进口资本开支的扩张；四是一些高科技企业，鼓励高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一松一紧 不会重走泡沫化老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财政政策可能加大财政支出和地方专项债在基建项目上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去杠杆的决心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基建投入着重在补短板与乡村振兴战略。这似乎没能留给基建足够的空间。要知道，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铁路，地铁，机场的建设投资面临饱和问题。但明明并不这样认为。他表示，基建还有更为广阔的发力空间，包括：乡村振兴、重启轨道交通、电力投资重启、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需求。他进一步表示，广义基建的投向甚至可以直接带动相关制造业投资。乡村振兴战略供水供气，排水排气等乡村基建投资加强增大了对PVC管道相关化学材料制品上游行业的需求，进而，实现从基建到制造业的多方位传导。加强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大对螺纹钢，水泥等产业的需求，带动黑色金属和非金属建材等上游产业制造业投资，而且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今年同比增速已经由负转正。
历史上，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往往此消彼长。二季度以来，经济下行、“扩大内需”引发走老路刺激地产的联想，而本次会议表态“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姜超表示，这一强硬态度明显不同于4月会议的“保持楼市健康发展”，意味着下半年楼市调控难见放松，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推动房价上涨的措施或会逐步收缩。
为何这一轮政策是“松基建，紧地产”？潘向东认为，这么做的背景主要是：一方面，上半年基建投资断崖式下跌，地方融资平台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保持韧性，大型房企依靠销售回款依然能维持下去，相对而言，融资压力小于地方融资平台。依靠基建托底经济比放开房地产的风险相对较小。
对于“紧地产”的思路，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应将短期调控政策和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短期调控政策方面，精准预判和评估多重政策的影响，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加大人口流入压力较大城市的住宅用地供应量，给予符合监管规定、资质良好的大型房企通畅的融资途径。房地产长效机制方面，健全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完善配套设施和物业服务，创新住房租赁项目投融资合作模式，为个人申请租赁住房提供财税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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