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古人而言，尤其是受到以五德、讖緯為符號的天人感應說 強烈影響的中古之人而言，“稱帝”之事，絕非從“權臣”往上再升一級那麼簡單，絕不是一件可以用“從總經理到董事長”粗暴類比的事情。
在中古之人看來乃至清以前所有古人看來，“皇帝”絕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頂峰，更是天命神權的化身，想要以一個新王朝創始人的面貌“稱帝”，就必須擁有足夠的“威望”來證明自己就是那個“順天應人”的“天子皇帝”，否則便很難獲得“大義名分”上的“正當性”（服眾）。
具體到曹操晚年，歷經將近10年的造勢，曹操本人已然一步步地藉由一項項“事功”，大權獨攬、封建魏國，這一稱帝進程可謂從未止步，反而愈演愈烈：
-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廢三公、稱丞相
- 徵建安十七年（212），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漢帝冊封魏公，加九錫、都鄴城、建魏國、設百官；七月建魏國宗廟社稷
- 建安十九年（214），魏公曹操位在諸侯王之上
- 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進爵魏王、行天子輿服儀仗
- 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十月，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立曹丕為魏王國太子
以上政治進程都是由曹操集團的戰略優勢逐漸回升所背書的。自赤壁戰敗以來，曹操剪滅馬韓等西北割據勢力、吞併漢中張魯、兩次赴濡須口親征孫權，實現了對北方的徹底統一，並獲得了孫權的表面馴服，整個天下形勢，已然悄然從赤壁之後的孫劉抗曹轉變為孫曹陰劉。所以，截至定軍山之戰前（218年）的曹操，尚且還佔據了逐步擴大的優勢面。
可是，在曹操生命最後的兩三年間，原本幾乎年年有“進度”的篡漢稱帝進程卻戛然而止了，曹操也在與孫權媾和後的來信中，以“火爐”之喻駁斥了孫權的勸進言辭，並以周文王自比。寒鯤認為這並不能解釋為曹操沒有稱帝之心，非不願也，實不能也。那麼，曹操究竟是受到什麼阻礙，才在其本該趁著還有幾口氣兒“臨門一腳”完成稱帝之事的時候停下了腳步呢？私以為，恰恰是劉備、關羽在漢水流域搞出來的軍政格局大震盪，阻礙了曹操稱帝的臨門一腳。
從定軍山之戰陣斬夏侯，劉備開始獲得漢中盆地主導權開始，到曹操終於認識到漢中之於自己只是不得不拋棄的雞肋，再到劉備集團聯合巴蜀雍涼的勢力代表，仿竇融故事而稱漢中王，再到劉封孟達略定上庸三郡，再到關羽北伐威震中原。漢水彷彿化身成了象徵“漢朝”天命未絕的巨龍，在公元219年大半年的時間裡掌握在了一個自稱漢中王的宿敵手中，這是劉備集團刻意效仿劉邦故事的體現，意圖以相近的稱號（漢王、漢中王）、同樣的龍興地（漢中巴蜀）走出一條再度興復漢室的路數。質言之，寒鯤認為，劉備在此時刻意把自己打造成了劉邦再世。
這一套結合“漢水大震盪”帶來的政宣攻勢，不可能不對整個中原士人的心態造成影響，即便漢獻帝仍舊存在，但光武帝自立河北時，亦有更始帝存在的先例。再加上，在劉備取得定軍山大捷前的一年間（218年）先後有
耿紀、魏諷、侯音在許都、鄴城、宛城謀反或謀反未遂，整個天下局勢（天意民心）瞬間詭異了起來。內外局勢在曹操稱帝前的瞬間複雜化，使得曹操君臣不得不擔心形式上“天意民心”的不足以及形勢上“風雲波譎”的未定。曹操君臣因此而中止稱帝進程，一方面是為了拿出更多的精力來應對“漢水大震盪”，以期解決形勢上的風雲波譎；另一方面也趁機拋出了“吾為周文王矣”的全新政治闡述，以期補足自身在天意民心上的“正當性”。
綜上，曹操掃平北方建立霸府的事功、實權與“代漢者當塗高”的讖緯解釋（象魏者闕，闕當途而高）相配合，一實、一名，再加上“漢官多按曹辦事”的政治現象，成為佐證曹操配得上在212-217年間步步逼近帝位的“天意民心”之表現。
但，公元218年發生在鄴城（魏王國都、東漢龍興地）、許都（東漢帝都）、南陽（東漢帝鄉）的三次謀反案，以及公元219年發生在漢水流域的一連串軍事失利（模仿漢王劉邦故事的漢中王劉備在漢水搞事情），則成為曹操稱帝在天下形勢與天意佐證上的強大阻礙，使得此時稱帝成為一件既不具有務實性、也不具備正當性的“昏招”。
冒然稱帝，不僅沒有進一步勝利的功勳支持，也沒有“漢朝天命確實衰竭”的形勢佐證，更可能會失去剛剛與曹操媾和的孫權支持。畢竟孫權此時與曹操媾和，好歹也可以說是歸順漢朝中央，一旦曹操稱帝，孫權若是繼續效忠曾經被自己罵做漢賊且已經徹底做足了漢賊的“魏朝”，就等於對天下人宣告自己的厚顏無恥。曹操犯不著為了一時的名位，丟掉剛剛前來跪舔的孫權支持，重新陷入孫劉聯合抗曹的窘境，失去孫劉因益州利益分贓不均而產生矛盾的一統機會。
（此處“益州利益分贓不均”系“簡寫”，是指劉備獨吞益州、獨上尊號，為孫劉矛盾的徹底擴大，添薪加柴。）
所以，曹操不稱帝，及時剎車，就是對“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精神的本色踐行嘛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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