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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很難用一個“好”字，或是一個“壞”字來評價，事實上他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有著非常矛盾扭曲的一面，只是因為他是皇帝，所以這樣的形象就會無限的放大。
我們更不能簡單的來說萬曆皇帝是昏君，或是明君，他應該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但是你要說他就是個平庸的皇帝吧，顯然他又比大多數的皇帝有本事。
大明王朝真是出奇葩皇帝的一個朝代，先總體說一下萬曆皇帝吧，他早期是個勤學勤政的皇帝，雖然重用宦官馮寶，卻對宦官處處提防，對權力的掌控欲挺強烈的，對軍政事務非常的熱衷，非常貪財，雖然重用張居正等官員，但是清算起來也是毫不留情，他很好色，也有可能是雙性戀。
萬曆皇帝是個非常獨特的皇帝，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很多皇帝都曾出現過的問題，比如他像漢武帝一樣遠征，雖然讓國家立威，但是卻也嚴重消耗了國力，漢武帝把匈奴這個邊患問題解決了，但是明朝國力衰落後，後繼之人沒有劉病已這樣的賢明君主，國力沒有恢復，建州女真的威脅反而一天天變大。
他和唐玄宗一樣，早期十分的勤政，可以說是在政治上頗有建樹，但是在後來卻逐漸的怠政了，萬曆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和他爺爺嘉靖皇帝一樣。怠政和唐玄宗比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唐玄宗好歹還和楊貴妃留下了一段悽美的愛情故事，萬曆皇帝呢？留下了九嬪十俊的香豔傳說。
如果從朱翊鈞（萬曆皇帝）早年的經歷來看，他是個天資十分聰明的皇帝，並且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主要是他的母親管他管的非常嚴，他自己也肯用功，不過明清兩朝都是非常的重視對皇帝的教育的，他才十歲就繼位了，雖然登基時，萬曆皇帝是非常不成熟的，但是從聽信馮寶和張居正鼓動，把高拱給撤職可以看出來，年輕的萬曆皇帝對這些位高權重的大臣，是有所提防的。
對萬曆皇帝影響最深的，一個是掌印太監馮寶，另外一個就是內閣首輔張居正了，太監干政在萬曆這一朝都還在不太嚴重。張居正是在萬曆皇帝執政早期，對萬曆皇帝影響最大的人，這個時候萬曆皇帝還沒有親政，這也是張居正推動改革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萬曆皇帝很尊敬張居正，全面的支持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進行經濟改革，也讓萬曆皇帝統治前期的朝政煥然一新，國力有所上升。
張居正
在萬曆皇帝親政之後，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攏皇權，就比如在張居正死後，對其進行清算，由其主持的萬曆三大徵，則鞏固了大明王朝在東亞的霸主地位，這些舉措都是萬曆皇帝走向成熟的標誌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事，萬曆皇帝也是一個非常貪財的皇帝，自古貪官搜刮百姓錢財很常見，但皇帝搜刮百姓錢財的就不多見了。
萬曆皇帝最受狗詬病的就是他怠政，這顯然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就比如在萬曆執政晚期，重要的官職出現了大量空缺，這樣會直接導致行政效率的下降，甚至癱瘓，而這種怠政的行為，也為之後明朝的發展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萬曆三大徵朝鮮之役
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主要應該還是受到了國本之爭的影響，畢竟連選誰做接班人，都要和大臣們大吵一番，最後還不得不讓步，換誰心裡都難免窩火，但是不上朝不代表當甩手掌櫃，萬曆皇帝執政時期，沒有魏忠賢，沒有嚴嵩，在重要的事情上，久居深宮但是還左右朝政，也可見萬曆皇帝對於整個國家統治得非常得心應手，並非是一個昏庸的君主。
萬曆皇帝十歲登基，二十歲親政，有近十年勤於政務，但是之後近三十年久居深宮，可以說他一生的成就，幾乎都是在他青年時期完成的。之後萬曆皇帝統治的幾十年，表面上看沒有太大的貢獻，也沒有明顯的過失，但是正因為他怠政，吏治逐漸腐敗，黨爭日趨嚴重，外患不斷加深，雖然一個朝代的衰亡不是一代君王的責任，但是明朝的迅速衰亡和萬曆皇帝不作為是有直接關係的。
萬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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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坤文史
大明王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在歷史上的標籤多為“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皇帝”。或是學術界多以“明實亡於萬曆”作為對其一生的蓋棺定論。柏楊說他：“世界上再找不出這種政治形態，關門緊閉，人們無法進去，奏章投進去如同投進了墳墓，得不到任何的迴音。人民的號哭，官員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變軍變，遍地的詬詈罵聲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鈞都無動於衷。明政府現在已成了一個斷頭的殭屍”。這個不公平的，萬曆皇帝真是這麼不堪嗎？我認為不是，至少前半生不是。下面就談談萬曆皇帝朱翊鈞，請讀者自己去評判吧！
朱翊鈞（萬曆帝，1563 -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1572年，朱翊鈞即位大統，年號萬曆，在位共48年。前十年，勤於政務，支持張居正改革。1620年，明神宗朱翊鈞崩，終年56歲，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明穆宗朱載垕共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朱翊鈞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朱翊鈞小時候沒有名字，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繼位，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明穆宗才為他賜名“朱翊鈞”，並立為太子。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需要將來治國理民，所以應該從小接受教育，瞭解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懂得這個道理。明穆宗任命張居正等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也很用功。
明神宗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女出生，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的。李氏教子非常嚴格。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讓他在自己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后都令經筵講官當面親授。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載垕駕崩，十歲的朱翊鈞繼位，由於高拱與太監馮保不和。高拱離任宰輔，由張居正接任。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朝中大事悉歸張居正。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清丈全國田畝；推廣“一條鞭法”。 在朱翊鈞的大力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的經濟頹勢。
萬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朱翊鈞真正掌握大權，熱心朝政，希望勵精圖治，第二年，京城一帶大旱，朱翊鈞不辭勞苦，每天與百官頂著烈日，往返近40裡，到南郊祈雨。任用徐貞明為少卿，帶來百姓興修水利、疏浚渠道，三年時間，開墾良田39000，北京城河道全部疏浚一次。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明王朝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是：萬曆二十年（1592年），明名將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明大臣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為鞏固和擴大大明王朝疆域、維護藩屬利益做出了巨大貢獻。外交方面也頗有建樹：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間文化上得到交流、發展。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向朱翊鈞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荷蘭約道庫斯·洪第烏斯編制的萬曆三十八年明朝版地圖。
萬曆十四年（1586年），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荒於政事。特別是在“萬曆三大徵”以後，就基本不臨朝理政了。對於大臣們的奏章，他就更不感興趣，也不再接見朝臣。後來索性二十多年做到了“八不”。即：“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最後終了一生。儘管他不理朝政，萬曆一朝，沒有出現宦官之亂，也沒有出現外戚干政，更沒有出現嚴嵩這樣的奸臣。你說怪不怪？
明代歷史以萬曆紀元的時間為準，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持續將近48年之久。 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中國歷史對萬曆皇帝評價不高。外國曆史卻把明神宗朱翊鈞評價較高。你說怪不怪？但不管怎樣，絕不是像柏楊說的那樣一無是處。歷史也應該一分為二、辯證的看待問題不是？不知道讀者是如何評價的呢？
聊以自娛2
精明、早熟的君主。
萬曆皇帝5歲時就能讀書識字，按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那時他的實際年齡還不足4歲，相當於現在幼兒園中班的年齡。也就在差不多這個年齡的時候，有一天，他見父皇在宮中馳馬，應即跑上前，說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馳馬急奔，倘馬蹶失足，後果作何設想？”隆慶皇帝聽罷，立即跳下馬來，把他擁在懷中，激動得熱淚盈眶，深為有這樣的兒子而自豪，當場嘉獎了這個兒子，並在不久後將他立為太子。
萬曆即位後，在張居正的精心輔導下，學業進步很快。到萬曆二年三月，這位小皇帝將自己書寫的“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之法”12個字的條幅，懸掛在文華殿的正中，接著又書寫條幅，準備分賜給眾官。張居正來文華殿見萬曆“縱筆如飛，頃刻畢就”，每個字足有一尺見方。12歲的孩子書寫這麼大的正楷字，這令張居正自然十分欣慰，也令我讀到這段的時候點頭歎服。
被鎖住的天子
萬曆皇帝大婚之前，母親對他嚴格管教。每天五更時分叫醒他去臨朝聽政，不辭勞苦。16歲大婚後，也沒有成為一個自由的君主和獨立的人。
上圖萬曆孝靖王皇后鳳冠
他不喜歡皇后，經常拿宮女出氣。青年人渴望擺脫束縛，但一次在西內的歡宴讓母親非常惱火，甚至險些被廢，並下了罪己詔承認錯誤。從此他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是自由的人，也感到被一條無形的鎖鏈鎖住。
譭譽參半的一生
萬曆十七年（1589），大理寺評事雒於仁，連進了大膽、懇切、尖銳的諫言，認為萬曆皇帝的毛病在於“酒色財氣”。後人多贊同這個評價。
萬曆皇帝親操政柄後，化了很大的精力，改變自己以往一切聽憑元輔與太后吩咐的形象，強調“事事由朕獨斷”，令臣下刮目相看。之後，他把相當多的關注投入到“邊事”上去，力圖改變祖輩們在這方面無所作為的傾向，重振天朝雄風。由於國力的強盛，使他有可能施展其抱負。因而，所謂“萬曆三大徵”就成為他最受後人讚許的政績。茅瑞徵《萬曆三大徵考》、瞿九思《萬曆武功錄》的出現，決非偶然。
所謂萬曆三大徵，是指在西北、東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展開的三次軍事行動：平定寧夏哱拜叛亂，東征御倭援朝，以及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
明史專家樊樹志先生認為：“萬曆皇帝並非庸碌之輩，在處理朝政時，常常流露出勵精圖治的英才之氣。”應該是公允的評價。他的後半生由於疾病纏身，長期難於視朝，因而頗多非議。如果據此斷定他是一個平庸之輩，是一個昏君，那也未免太過於簡單粗暴了。其實，在他在位的48年之內，在明代歷史上乃至在中國歷史上都是輝煌的一段。經濟的迅猛發展，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人文蔚起，能人輩出，令世人矚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