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第一批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朱家骅以一介文职官员，被列为第20位战犯，可见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朱家骅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复杂的人生经历，曾经驰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非常大，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朱家骅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常被人尊称为“骝公”。1893年5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北门外鹤和堂，其家族累世经营南货业，朱家骅从5岁起入读私塾，但其童年却遭遇人生不幸，10岁丧父，11岁时丧母，其生活和读书完全依靠胞兄朱家麟的抚养和资助。
1905年，失去双亲的朱家骅进入南浔古镇正蒙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校是由革命党人张静江的哥哥张增熙创办的，张增熙曾出国医治眼疾，顺便考察了欧美教育，因此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 朱家骅正是在这所新式学堂里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教育，并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三个重要人物——周柏年、沈尹默和曹砺金。
在这所中国南方古镇的学堂里，竟然诞生了两位中央大学的校长，一个就是朱家骅，另一个就是张增熙之子张乃燕，二人年龄尽管相差一岁，当时却同在这所学堂里读书。
1907年，朱家骅又入南浔公学求学，一直到年底毕业，朱家骅在少年时期就思想激进且敢做敢当，曾自己私下剪掉辫子，被人视为“小革命党”。
1908年，15岁的朱家骅就到自己老师曹砺金担任校长的程安高等小学担任教员，期间曾与人一起合编了《南浔白话报》，在当地颇有一定的影响。
1908年6月，朱家骅赴上海考取了“同济德文医学堂”的自费生，当时学堂仅有82名学生，这所“同济德文医学堂”就是同济大学的前身，1907年由德国海军退役军医埃里希·宝隆创办，朱家骅在这里接受了德国教师良好的德文教育，为随后远赴德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并最终成为二十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最重要的牵线人物之一，为中国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910年，朱家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参加了一系列反清革命活动，他在报纸上看见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消息之后，被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举所感动，遂于6月由上海赴南京，预谋行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此举可见朱家骅思想上的激进和反清革命的激情。
1911年3月，朱家骅在上海聆听了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演讲后，再次激起了他反清革命激情，与志同道合者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团，并在《民报》刊登招募启示，参加者有学生、军警和官员500余人，年仅18岁的朱家骅被众人推举为中国敢死团团长，由此可见朱家骅的组织力、影响力和号召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陈其美也随即在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朱家骅领导的敢死团在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等一些老资格革命党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江浙一带不断策动武装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政治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朱家骅就又回到上海的“同济德文医学堂”继续读书，期间经周柏年、褚民谊介绍转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一名年轻且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
1912年4月，德国人伯恩哈德·贝伦子博士来到上海，在“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工学堂，并更校名为“同济医工学堂”，朱家骅等6名学生成为电机科首批招收的学生。
青年时期朱家骅
1913年，朱家骅从“同济医工学堂”毕业，是第一届工科毕业生。此时正值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张静江为了协助孙中山讨伐袁世凯，准备组织一支“青年军”，朱家骅替张静江四处奔波，联系和笼络了100多青年学生和军官。
1913年下半年，为了“酬勋”追随孙中山打天下的革命党人，民国政府批准66名有功之士赴国外留学，这其中就包括朱家骅、戴季陶、汪精卫、张群等人，由于经费没有筹集到位而未能成行，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朱家骅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
1914年3月，朱家骅随“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远赴德国自费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系攻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朱家骅并未取得学位，就于1916年底回到上海。
1917年1月，蔡元培在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力邀之下，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的沈尹默，向蔡元培举荐了自己当年的学生朱家骅，蔡元培遂聘请朱家骅担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的教授，24岁的朱家骅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当时的北京大学总共才有28位教授，朱家骅讲课全用德语授课且教学认真，声名很快誉满全校，许多学生都慕名改选朱家骅的课。
1918年8月，在蔡元培的策划之下，朱家骅与刘半农、陈大齐、周作人、刘复、邓萃英、杨荫榆6名教授以进修教授的名义获得北洋政府公费留学资格，从上海十六浦码头乘“南京号”邮轮远赴美国，同乘一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几十名公费和自费的留学生。
1919年6月，朱家骅在美国进修结束之后，又赴瑞士伯尔尼大学和沮利克大学进修学习，他在瑞士期间曾因参加登山活动而遭遇意外，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1920年3月，朱家骅又回到柏林工科大学地质系进行学习，并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朱家骅又到瑞士苏黎世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先后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地旅游、参观和访学，1924年1月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担任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不久，朱家骅等人于6月3日在北京指挥高校学生罢课并进行示威游行，向段祺瑞执政府要求收回全国的英日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并强烈要求撤换上海英日领事，这次事件史称“六三运动”。
“六.三运动”时情景
1925年10月26日，朱家骅等人又领导北京各高校学生一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并亲自发表宣言和演讲，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集会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朱家骅头部被军警打伤，数十人还被军警拘捕。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和工厂工人等共计5万余人，在神武门前集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到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并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这是一次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尝试，尽管没有成功，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史称“首都革命”，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朱家骅和顾孟余。
1926年1月14日，北京各界人士再次在天安门集会，朱家骅等人发表演说，责成北洋政府外交团就日本出兵中国东北提出严重抗议。3月18日，又有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召开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督促政府驳覆，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合约无效等八项条款。会后又举行了游行请愿示威，遭到军警枪击，造成40多人死亡，150多人受伤，酿成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5人被通缉，吴稚晖、蒋梦麟、朱家骅、鲁迅、周作人、陈大齐等人也被列入黑名单，朱家骅逃离北京回到浙江隐匿。
朱家骅正在家乡赋闲之时，被张静江、戴季陶邀请南下广州，在国立广东大学矿物地质学系担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
1926年6月，受戴季陶之邀，朱家骅担任了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因为孙中山逝世之后不久，廖仲恺就曾提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以此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1926年7月17日，国立中山大学正式成立，由戴季陶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朱家骅出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校长），由于戴季陶一直忙于北伐军政事务，无暇顾及学校的具体事务，因此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实际上一直是由年仅33岁的朱家骅主持。
朱家骅非常重视学校的图书馆建设，提出了“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刊物保存所”的宏伟目标，他积极筹措经费、延聘师资，规划校园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奠定了国立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的翘楚地位，当时国立中山大学的声誉可谓享誉海内外。
国立中山大学的文化学术地位在全国拔得头筹，许多著名高校甚至也都以“中山”命名，朱家骅的才智和魄力也充分展露出来，戴季陶曾这样公开评价朱家骅——“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一个就是指朱家骅，而半个则是指易培基。
易培基曾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被誉为一代文物大师。戴季陶对朱家骅的评价并不一定公允，但也可看出朱家骅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
朱家骅在国立中山大学主持校政期间，曾邀请鲁迅到国立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月19日，鲁迅由私立厦门大学来到国立中山大学，朱家骅与鲁迅过从甚密，还曾邀请鲁迅到家里吃年夜饭，但鲁迅对朱家骅聘任北京大学毕业的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却颇有微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鲁迅因营救进步学生无果而辞去国立中山大学教职。1927年6月，朱家骅出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并以副校长身份继续主持学校事务，他创办了两广地质调查所。
1927年8月，同济大学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并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这是上海第一所国立大学，同济工科奠基人、德文工学堂首任校长、也是朱家骅的老师贝伦子博士与一些同济师生极力邀请朱家骅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朱家骅也非常重视自己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到上海赴任。
1927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之大学委员会成立，朱家骅是委员之一，他协助蔡元培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网罗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工作者。
1927年10月4日，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于12月中旬抵杭州视事，但仍然保留中山大学副校长职务，时任浙江省主席何应钦在南京事务繁忙，也无暇顾及浙江省府事务，因此浙江省府事务全由朱家骅执掌。
朱家骅在执掌浙江省府期间颇有建树，充分显示了其高超的行政管理能力，尤其在考试选拔县长的举措上，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在杭州设立了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省警官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以培养急需且实用的行政管理人才。
尽管朱家骅在浙江干得风生水起，却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戴季陶又将他召回中山大学，1929年4月，朱家骅在中山大学设立了地理系，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理科地理系，聘请德国著名学者担任系主任，这在当时的高校中也是个创举，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功底，并且擅长野外考察。
1929年5月初，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开始参与国民党中央的中枢工作。1929年9月1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朱家骅接替戴季陶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国立中山大学旧址
1930年，朱家骅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接替自己幼时的发小张乃燕校长，朱家骅上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变更学校组织，重新聘任了八个学院的院长，他从解决学校经费、学校建设和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入手，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加强学校与国际教育文化机构的联系，还亲自四处筹措资金，主持续建了学校大礼堂的建设。
朱家骅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仅仅一年左右，就多次请辞校长一职，其主要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潮不断，学校经费也难以按时到位，因而被迫辞去了中央大学校长一职。
但仅隔数日之后，朱家骅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尽管自己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作为不多，但他却为中央大学遴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校长，那就是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罗家伦，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校长10年，可谓是中央大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罗家伦之前，中央大学校长频繁更换了数位校长，甚至包括朱家骅自己在内。
朱家骅利用自己与德国特殊的历史渊源联系，极力为南京国民政府奔走游说，为中德两国良好关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颇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非常重视中国这个庞大工业品和军火市场，而蒋介石也对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和集权化兴趣浓厚，从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有相当数量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和采购军火，甚至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出谋划策。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快了从德国进口军事装备的步伐，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几乎占德国出口军火的30%，小到德式钢盔，大到飞机大炮，大量的德式武器装备被运抵中国，中德合作的10大工业项目也陆续筹备建设和投入使用。
中国政府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了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后来持久抗战奠定了军事基础和国防基础，而这一切均得力于朱家骅、俞大维等人与德国的渊源关系，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和项目都要经过朱家骅、俞大维等人的牵线和谈判才能促成。
1932年1月29日，朱家骅连任教育部部长，在其任期内，颁布了《国音常用字汇》，这是由教育部正式颁布的汉语读音标准。
1932年10月26日，朱家骅又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他延揽了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前完成了粤汉铁路的建设，对九省电话网的提前完成也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军事通讯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去世，整个民国知识界为之震动，朱家骅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之后，朱家骅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身份，接替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而且是中央研究院历史上唯一的代理院长，朱家骅之所以冠以“代理”，完全是为了表达对蔡元培的尊重和追思，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57年，长达17年之久，才由胡适先生接任。
朱家骅办公照
国立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构，没有崇高的学界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是不可能长久地待在这个职位上，由此可见朱家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朱家骅在抗战爆发之前，社会兼职非常之多，他充分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他是“中德文化协会”第一任理事长，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来华访问时，就由朱家骅亲往迎接并全程陪同。
塞克特将军被国民政府聘为军事总顾问，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贡献颇多，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预示了日本会很快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并据此为中国军队制定了较为详细且有效的防御计划。
塞克特将军对中国的国防贡献被严重低估，甚至鲜有提及，更遑论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帮助蒋介石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迫使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
1935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赠予朱家骅勋章，以酬谢朱家骅在中德双方关系的建立与改善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德国柏林国家科学院也向朱家骅颁发了奖章。
抗战爆发不久，日军就在杭州湾金山卫海岸偷袭登陆，杭州即刻处于抗战最前线，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以大局为重，不避责任和担当，为了维护浙江民众的利益，不惜多次抵制蒋介石的命令，尤其在阻止“决堤钱塘江、提前炸毁钱塘江大桥和火烧杭州城”这三件事情上，朱家骅的抗命勇气和责任担当，确实可圈可点， 非常值得史学家们进行深入地挖掘和研究。
朱家骅曾讲过如下一段话：“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样受损害的还是自己的人民，我们也无法向历史交代。”正是由于朱家骅抵制蒋介石“焦土杭州抗战”的实施，为中国乃至世界保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历史古城——杭州，他的这一历史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国人不应该忘记。
1938年，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国民党中央党务日常工作，其党内地位仅次于总裁蒋介石和副总裁汪精卫，这也是蒋介石高参戴季陶建言的结果，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由于朱家骅实际执掌国民党党内具体事务，导致汪精卫实际权力大打折扣，甚至无法插足党内事务。
1938年6月，朱家骅又兼任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此被冠以“大特务”之名，朱家骅在国民党内声名鹊起，一度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四十年代末期，身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经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遴选工作，还负责将故宫等文物和典籍运往台湾，同时开展抢救学人运动，动员和游说有声望的学者和教授去台湾，苦心经营台湾的学术基础，以图重振中央研究院的辉煌。
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合影
朱家骅作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与中国近代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当时社会影响力是相当广泛的，对其在历史上曾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史学界还少有研究和评价。
总之，朱家骅是一个被岁月尘埃封存的历史人物，其一生是非功过还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做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閱讀更多 林海青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