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佈了第一批43名國民黨戰犯名單，朱家驊以一介文職官員，被列為第20位戰犯，可見其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家驊以其過人的聰明才智和複雜的人生經歷，曾經馳騁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之中，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影響非常大，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不可或缺的歷史人物。
朱家驊
朱家驊（1893—1963）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常被人尊稱為“騮公”。1893年5月30日出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北門外鶴和堂，其家族累世經營南貨業，朱家驊從5歲起入讀私塾，但其童年卻遭遇人生不幸，10歲喪父，11歲時喪母，其生活和讀書完全依靠胞兄朱家麟的撫養和資助。
1905年，失去雙親的朱家驊進入南潯古鎮正蒙學堂讀書，這所新式學校是由革命黨人張靜江的哥哥張增熙創辦的，張增熙曾出國醫治眼疾，順便考察了歐美教育，因此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響， 朱家驊正是在這所新式學堂裡接受了西方現代思想的啟蒙和教育，並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三個重要人物——周柏年、沈尹默和曹礪金。
在這所中國南方古鎮的學堂裡，竟然誕生了兩位中央大學的校長，一個就是朱家驊，另一個就是張增熙之子張乃燕，二人年齡儘管相差一歲，當時卻同在這所學堂裡讀書。
1907年，朱家驊又入南潯公學求學，一直到年底畢業，朱家驊在少年時期就思想激進且敢做敢當，曾自己私下剪掉辮子，被人視為“小革命黨”。
1908年，15歲的朱家驊就到自己老師曹礪金擔任校長的程安高等小學擔任教員，期間曾與人一起合編了《南潯白話報》，在當地頗有一定的影響。
1908年6月，朱家驊赴上海考取了“同濟德文醫學堂”的自費生，當時學堂僅有82名學生，這所“同濟德文醫學堂”就是同濟大學的前身，1907年由德國海軍退役軍醫埃裡希·寶隆創辦，朱家驊在這裡接受了德國教師良好的德文教育，為隨後遠赴德國留學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並最終成為二十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關係最重要的牽線人物之一，為中國與德國的密切合作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1910年，朱家驊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參加了一系列反清革命活動，他在報紙上看見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的消息之後，被汪精衛“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壯舉所感動，遂於6月由上海赴南京，預謀行刺兩江總督張人駿，此舉可見朱家驊思想上的激進和反清革命的激情。
1911年3月，朱家驊在上海聆聽了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演講後，再次激起了他反清革命激情，與志同道合者發起組織了中國敢死團，並在《民報》刊登招募啟示，參加者有學生、軍警和官員500餘人，年僅18歲的朱家驊被眾人推舉為中國敢死團團長，由此可見朱家驊的組織力、影響力和號召力。
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黨人陳其美也隨即在上海發動了武裝起義，朱家驊領導的敢死團在陳其美、張靜江、戴季陶等一些老資格革命黨人的指導和幫助下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江浙一帶不斷策動武裝起義，有力地支援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政治形勢剛剛穩定下來，朱家驊就又回到上海的“同濟德文醫學堂”繼續讀書，期間經周柏年、褚民誼介紹轉入中國國民黨，成為一名年輕且老資格的國民黨黨員。
1912年4月，德國人伯恩哈德·貝倫子博士來到上海，在“同濟德文醫學堂”的基礎上又創辦了工學堂，並更校名為“同濟醫工學堂”，朱家驊等6名學生成為電機科首批招收的學生。
青年時期朱家驊
1913年，朱家驊從“同濟醫工學堂”畢業，是第一屆工科畢業生。此時正值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張靜江為了協助孫中山討伐袁世凱，準備組織一支“青年軍”，朱家驊替張靜江四處奔波，聯繫和籠絡了100多青年學生和軍官。
1913年下半年，為了“酬勳”追隨孫中山打天下的革命黨人，民國政府批准66名有功之士赴國外留學，這其中就包括朱家驊、戴季陶、汪精衛、張群等人，由於經費沒有籌集到位而未能成行，但卻可以從中看出朱家驊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聲望。
1914年3月，朱家驊隨“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張靜江經蘇聯西伯利亞鐵路遠赴德國自費留學，入柏林礦科大學採礦工程系攻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朱家驊並未取得學位，就於1916年底回到上海。
1917年1月，蔡元培在時任教育總長範源濂的力邀之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已在北京大學任教多年的沈尹默，向蔡元培舉薦了自己當年的學生朱家驊，蔡元培遂聘請朱家驊擔任北京大學預科乙部的教授，24歲的朱家驊成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當時的北京大學總共才有28位教授，朱家驊講課全用德語授課且教學認真，聲名很快譽滿全校，許多學生都慕名改選朱家驊的課。
1918年8月，在蔡元培的策劃之下，朱家驊與劉半農、陳大齊、周作人、劉復、鄧萃英、楊蔭榆6名教授以進修教授的名義獲得北洋政府公費留學資格，從上海十六浦碼頭乘“南京號”郵輪遠赴美國，同乘一船的還有李濟、葉企孫、徐志摩等幾十名公費和自費的留學生。
1919年6月，朱家驊在美國進修結束之後，又赴瑞士伯爾尼大學和沮利克大學進修學習，他在瑞士期間曾因參加登山活動而遭遇意外，所幸身體並無大礙。
1920年3月，朱家驊又回到柏林工科大學地質系進行學習，並獲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朱家驊又到瑞士蘇黎世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先後到法國、比利時、英國等地旅遊、參觀和訪學，1924年1月回國後，繼續在北京大學擔任地質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不久，朱家驊等人於6月3日在北京指揮高校學生罷課並進行示威遊行，向段祺瑞執政府要求收回全國的英日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並強烈要求撤換上海英日領事，這次事件史稱“六三運動”。
“六.三運動”時情景
1925年10月26日，朱家驊等人又領導北京各高校學生一千餘人在天安門集會，並親自發表宣言和演講，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集會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朱家驊頭部被軍警打傷，數十人還被軍警拘捕。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各校學生和工廠工人等共計5萬餘人，在神武門前集會並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高呼“打到奉系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懲辦賣國賊”等口號，包圍了段祺瑞執政府，並佔領了警察總局和郵電局等要害部門，這是一次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嘗試，儘管沒有成功，但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厚的一筆，史稱“首都革命”，其主要領導者就是朱家驊和顧孟餘。
1926年1月14日，北京各界人士再次在天安門集會，朱家驊等人發表演說，責成北洋政府外交團就日本出兵中國東北提出嚴重抗議。3月18日，又有5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召開反抗列強最後通牒國民大會，大會通過了反對八國通牒，督促政府駁覆，驅逐八國公使出境，宣佈辛丑合約無效等八項條款。會後又舉行了遊行請願示威，遭到軍警槍擊，造成40多人死亡，150多人受傷，釀成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慘案”，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5人被通緝，吳稚暉、蔣夢麟、朱家驊、魯迅、周作人、陳大齊等人也被列入黑名單，朱家驊逃離北京回到浙江隱匿。
朱家驊正在家鄉賦閒之時，被張靜江、戴季陶邀請南下廣州，在國立廣東大學礦物地質學系擔任教授併兼任系主任。
1926年6月，受戴季陶之邀，朱家驊擔任了國立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籌備成立國立中山大學，因為孫中山逝世之後不久，廖仲愷就曾提議將國立廣東大學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此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926年7月17日，國立中山大學正式成立，由戴季陶出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校長），朱家驊出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副校長），由於戴季陶一直忙於北伐軍政事務，無暇顧及學校的具體事務，因此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實際上一直是由年僅33歲的朱家驊主持。
朱家驊非常重視學校的圖書館建設，提出了“本校圖書館之最大目的，在為中國南方最大之刊物保存所”的宏偉目標，他積極籌措經費、延聘師資，規劃校園建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奠定了國立中山大學在全國高校中的翹楚地位，當時國立中山大學的聲譽可謂享譽海內外。
國立中山大學的文化學術地位在全國拔得頭籌，許多著名高校甚至也都以“中山”命名，朱家驊的才智和魄力也充分展露出來，戴季陶曾這樣公開評價朱家驊——“中國只有一個半人才。”一個就是指朱家驊，而半個則是指易培基。
易培基曾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被譽為一代文物大師。戴季陶對朱家驊的評價並不一定公允，但也可看出朱家驊卓越的組織才能和領導能力。
朱家驊在國立中山大學主持校政期間，曾邀請魯迅到國立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1月19日，魯迅由私立廈門大學來到國立中山大學，朱家驊與魯迅過從甚密，還曾邀請魯迅到家裡吃年夜飯，但魯迅對朱家驊聘任北京大學畢業的顧頡剛到中山大學任教卻頗有微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之後，魯迅因營救進步學生無果而辭去國立中山大學教職。1927年6月，朱家驊出任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並以副校長身份繼續主持學校事務，他創辦了兩廣地質調查所。
1927年8月，同濟大學被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並命名為國立同濟大學，這是上海第一所國立大學，同濟工科奠基人、德文工學堂首任校長、也是朱家驊的老師貝倫子博士與一些同濟師生極力邀請朱家驊出任國立同濟大學校長，朱家驊也非常重視自己母校的建設和發展，但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回到上海赴任。
1927年10月1日，中華民國大學院之大學委員會成立，朱家驊是委員之一，他協助蔡元培參與了中央研究院的籌建工作，並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網羅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地質工作者。
1927年10月4日，朱家驊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並於12月中旬抵杭州視事，但仍然保留中山大學副校長職務，時任浙江省主席何應欽在南京事務繁忙，也無暇顧及浙江省府事務，因此浙江省府事務全由朱家驊執掌。
朱家驊在執掌浙江省府期間頗有建樹，充分顯示了其高超的行政管理能力，尤其在考試選拔縣長的舉措上，令人耳目一新，他還在杭州設立了地方自治專修學校和省警官學校，並親自擔任校長，以培養急需且實用的行政管理人才。
儘管朱家驊在浙江干得風生水起，卻也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戴季陶又將他召回中山大學，1929年4月，朱家驊在中山大學設立了地理系，這是中國高校第一個理科地理系，聘請德國著名學者擔任系主任，這在當時的高校中也是個創舉，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功底，並且擅長野外考察。
1929年5月初，朱家驊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開始參與國民黨中央的中樞工作。1929年9月12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務會議決定朱家驊接替戴季陶擔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舊址
1930年，朱家驊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接替自己幼時的發小張乃燕校長，朱家驊上任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變更學校組織，重新聘任了八個學院的院長，他從解決學校經費、學校建設和聘請國內外知名教授入手，並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加強學校與國際教育文化機構的聯繫，還親自四處籌措資金，主持續建了學校大禮堂的建設。
朱家驊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僅僅一年左右，就多次請辭校長一職，其主要原因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學潮不斷，學校經費也難以按時到位，因而被迫辭去了中央大學校長一職。
但僅隔數日之後，朱家驊就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儘管自己在中央大學校長的位置上作為不多，但他卻為中央大學遴選了一個非常好的校長，那就是他在北京大學執教時的學生羅家倫，羅家倫執掌中央大學校長10年，可謂是中央大學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在羅家倫之前，中央大學校長頻繁更換了數位校長，甚至包括朱家驊自己在內。
朱家驊利用自己與德國特殊的歷史淵源聯繫，極力為南京國民政府奔走遊說，為中德兩國良好關係的建設和發展貢獻頗多，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德國非常重視中國這個龐大工業品和軍火市場，而蔣介石也對德國的軍事化、工業化和集權化興趣濃厚，從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有相當數量的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幫助國民政府訓練軍隊和採購軍火，甚至為中國的國防建設出謀劃策。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兩國關係劍拔弩張，甚至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快了從德國進口軍事裝備的步伐，成為德國軍火的最大買主，幾乎佔德國出口軍火的30%，小到德式鋼盔，大到飛機大炮，大量的德式武器裝備被運抵中國，中德合作的10大工業項目也陸續籌備建設和投入使用。
中國政府在長江流域初步建立起了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後來持久抗戰奠定了軍事基礎和國防基礎，而這一切均得力於朱家驊、俞大維等人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和項目都要經過朱家驊、俞大維等人的牽線和談判才能促成。
1932年1月29日，朱家驊連任教育部部長，在其任期內，頒佈了《國音常用字彙》，這是由教育部正式頒佈的漢語讀音標準。
1932年10月26日，朱家驊又被任命為交通部部長，他延攬了一批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提前完成了粵漢鐵路的建設，對九省電話網的提前完成也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在軍事通訊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1936年1月5日，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去世，整個民國知識界為之震動，朱家驊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之後，朱家驊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身份，接替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而且是中央研究院歷史上唯一的代理院長，朱家驊之所以冠以“代理”，完全是為了表達對蔡元培的尊重和追思，他擔任這一職務一直到1957年，長達17年之久，才由胡適先生接任。
朱家驊辦公照
國立中央研究院是中華民國最高學術機構，沒有崇高的學界聲望和廣泛的影響力，是不可能長久地待在這個職位上，由此可見朱家驊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朱家驊在抗戰爆發之前，社會兼職非常之多，他充分依靠自己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竭盡全力發揮自己的作用，他是“中德文化協會”第一任理事長，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來華訪問時，就由朱家驊親往迎接並全程陪同。
塞克特將軍被國民政府聘為軍事總顧問，對中國軍隊和國防建設貢獻頗多，其中最大的貢獻就是預示了日本會很快挑起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並據此為中國軍隊制定了較為詳細且有效的防禦計劃。
塞克特將軍對中國的國防貢獻被嚴重低估，甚至鮮有提及，更遑論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幫助蔣介石打贏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迫使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戰略轉移。
1935年，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國政府贈予朱家驊勳章，以酬謝朱家驊在中德雙方關係的建立與改善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德國柏林國家科學院也向朱家驊頒發了獎章。
抗戰爆發不久，日軍就在杭州灣金山衛海岸偷襲登陸，杭州即刻處於抗戰最前線，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以大局為重，不避責任和擔當，為了維護浙江民眾的利益，不惜多次抵制蔣介石的命令，尤其在阻止“決堤錢塘江、提前炸燬錢塘江大橋和火燒杭州城”這三件事情上，朱家驊的抗命勇氣和責任擔當，確實可圈可點， 非常值得史學家們進行深入地挖掘和研究。
朱家驊曾講過如下一段話：“一個地方不得已失守了，這個地方上的人民財產還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總有回來的一天。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樣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我們也無法向歷史交代。”正是由於朱家驊抵制蔣介石“焦土杭州抗戰”的實施，為中國乃至世界保留下了一座美麗的歷史古城——杭州，他的這一歷史貢獻，可謂居功至偉，國人不應該忘記。
1938年，在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上，朱家驊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負責國民黨中央黨務日常工作，其黨內地位僅次於總裁蔣介石和副總裁汪精衛，這也是蔣介石高參戴季陶建言的結果，蔣介石與汪精衛明爭暗鬥，由於朱家驊實際執掌國民黨黨內具體事務，導致汪精衛實際權力大打折扣，甚至無法插足黨內事務。
1938年6月，朱家驊又兼任了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由此被冠以“大特務”之名，朱家驊在國民黨內聲名鵲起，一度成為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實權人物。
四十年代末期，身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與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曾經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遴選工作，還負責將故宮等文物和典籍運往臺灣，同時開展搶救學人運動，動員和遊說有聲望的學者和教授去臺灣，苦心經營臺灣的學術基礎，以圖重振中央研究院的輝煌。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合影
朱家驊作為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者，曾擔任過中華民國教育、學術、政府、政黨等多項重要領導職務，與中國近代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其當時社會影響力是相當廣泛的，對其在歷史上曾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傑出貢獻，史學界還少有研究和評價。
總之，朱家驊是一個被歲月塵埃封存的歷史人物，其一生是非功過還有待於學者們進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並做出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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