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有一封1947年蔣介石致胡適的親筆信函，全文已整理發表在多年前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9—1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5頁）。但對照原函，該信在整理過程中存在脫字的現象，雖不影響信函的解讀，為避免學人錯誤引用，故將遺漏文字補上，用小括號註明。
1947年蔣介石致胡適的親筆信函
適之先生：
日前雪艇兄返京，極稱先生堅不願參加政府，但願以私人地位匡輔國家，協助政府，聞之心感。惟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為集議決策機關，並無行政繁瑣工作，其職權大於參政會而性質則相同，且系過渡時期機構，為期不過數月。倘先生並此而不參加，豈惟政府決定政策之最高機構失一重大助力，（一般）社會且將（不免）致疑於政府革新政治之誠意。用敢重違尊意，推定先生為國府委員。倘因時間匆促，不及於發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體念時局之艱難，務請惠予諒察，是為至荷。
並頌
時祉
弟中正手啟
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五日
這封信函披露的是1947年蔣介石擬邀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而關於此事的經過已有學人專門撰文梳理，如舒蕪的《胡適拒任“府委”的經過》，不過仍有若干細節未說清楚，可能是因為作者只利用《胡適來往書信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而未參考胡適日記、事略稿本、蔣介石日記等其他史料所致。本文茲從兩個方面來看胡適拒任國府委員的原因。
一 1947年4月22日，就在蔣介石同意胡 適不出任國府委員的請求後不久，胡適欣喜地給傅斯年寫信說：“我此次居然得逃學，此中深得騮先、雪艇兩公大力……你最後一信也有極大關係。我若不得你此信，決不能知道蔣公所謂‘他已答應了’的心理。”信中的“騮先”、“雪艇”分別指朱家驊和王世傑，“你”自然是指傅斯年。可見，胡適將此次全身而退的功勞歸於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等人的大力幫助。事實上，此話不假。僅以《胡適來往書信選》所收錄的關於此事的來往信、電函就多達11封，而其中傅斯年致胡適的就有5封之多，且多為長信。長期以來，我們常常因為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一般只留意胡適對傅的影響，而很少探究傅氏對胡的影響。但從這次胡適拒任國府委員的過程來看，傅斯年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及時地把其所獲知的最新消息通過私人信、電函的方式告知胡適，以便胡適能夠了解蔣氏的情況；二是面對蔣介石的出山邀請，傅斯年早早就拒絕了蔣氏的邀請，而這不僅為胡適樹立了一個榜樣，也增加了他勸說胡適的砝碼。
眾所周知，蔣介石此番如此迫切地邀請胡適出山，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有關。1947年1月8日，時任調停國共關係的“三人小組”成員美國特使馬歇爾返美就任國務卿，在臨行之際，發表聲明說：“中國之希望，寄於國民黨中之自由分子與其他黨派中之自由分子”。與此同時，來自國內的中共、民主黨派和社會輿論強烈批評國民黨壟斷政權，呼籲結束“訓政”，開放政權。為了繼續獲取美援，以及應對國內輿論壓力，蔣介石只能導演一出“還政於民”的戲，故其大張旗鼓地開始對外宣傳由“訓政”到“憲政”的過渡，擬邀請民社黨、青年黨以及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來參與政府的改組。
而胡適在2月6日給傅斯年的信函中，就這次改組政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抬出一個‘全明星’（all star）的政府與世人看看”，因而主張“必須以國民黨的第一流人才為主力，配上三五個小黨派與無黨派的人才”。從文字的表象看，胡適並不認為邀請社會賢達入閣是撐面子。而當2月20日，傅斯年給胡適的回信中說，蔣介石曾真實吐露出其邀請社會名流入閣的一個原因是“撐面子，要如此”。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傅氏為了勸阻胡適有意說的，因為他在2月4日給胡適的信中就說：“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徵，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但這仍在無形中影響了胡適出任國府委員的決心。後來，胡適評價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只是說：這“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的意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國民黨執有政權二十年，今日宣告結束訓政，故是稀有的史實。”
其實早在胡適之前，蔣介石就欲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只是傅氏堅辭不就，遂作罷。傅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解釋道：自己是一愚戇書生，世務非其所能，絕非政府材，因此“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此後，傅斯年在勸阻胡適的信中，多次表達出了這一意思。比如，在2月4日的信中，傅氏說“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又比如，在3月28日的信中，傅氏說“我們若欲對政治有所貢獻，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consolidated, articulated（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的一句話！”
二 除了傅斯年的多番苦勸之外，胡適自身的定位也是他拒任國府委員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關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是否要對公眾事務介入，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問題。
就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而言，該領域有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即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讀書人一次又一次跌入現實政治的漩渦，而且，徘徊於學術與政治間的身影並不孤單。胡適曾自詡“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那他為什麼走上談政治的“歧路”，其自己的解釋是“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這背後既有“時代趨勢”，還有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學術上注重提高中國學術的品質，政治上主張“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回望20世紀三四年代，很難找出幾個真正與政治無涉的讀書人，尤其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下有大批知識分子介入到實際政治中，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抗戰時期。早在1936年，胡適就寫信給入閣的友人，希望他們保持清譽。他在一封致翁文灝等人的信函中說，雖然“絕對相信他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1938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委任胡適為駐美大使，他在給其夫人的一封信中表達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他說：“我二十一年做自由之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請你放心，我決不留戀做下去。”後來在1947年3月18日，當蔣介石召見胡適勸其出山時，胡適答覆道：“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可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這些事例從側面說明，從普遍情形來看，對於胡適來說，堅持不入政府似乎是他守護的底線。
關於這點，胡適在2月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表達得很清楚，他說：“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這個時代，我們做我們的事就是為國家，為政府，樹立一點力量。”這一番表白明確說明了胡適的自我角色定位，即他既不迴避對公眾事務的責任，但又力圖保持超然獨立的地位。
1947年，胡適在面對蔣介石的出山邀請時有過猶豫，尤其是在他看到蔣介石3月5日的手書後，一度顯現出要答應蔣介石出任國府委員的跡象，但就在這關鍵時刻，來自傅斯年等人的苦勸，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胡適其力圖保持超然獨立地位的自我定位，最終使他放棄了出山的想法。這說明了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合力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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