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即今之杭州。在旧时代，杭州城战祸不绝，可谓多灾多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机频繁空袭杭州及周边地区，三天两头狂轰滥炸。蒋介石、李宗仁都主张实施“焦土政策”，眼看杭城将蒙敌辱，要不要实施“焦土政策”，这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摆在了主政浙江未久的朱家骅面前。
因为抗战杭州面临被毁危险
“八·一三”淞沪之役失利后，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丝娘桥和金山卫大肆登陆，攻占上海，随即将魔爪伸向整个杭嘉湖平原。
其时，驻防杭州这一浙、沪、苏、皖战略要冲的，是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第63师。该师接到密令：即刻出动开挖钱塘江堤，以江水拦截淞沪日军南下。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的朱家骅闻讯，不禁大惊失色。他当机立断，一边严厉要求守军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边疾电蒋介石，请其直接敕令制止。如斯双管齐下，方使一场一触即发的灭顶之灾，消弭于肇端。
然而，一“惊”才定，一“惊”又至。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指派南京工兵教官运来两吨炸药，限令浙省次日炸毁钱塘江大桥，以免战事蔓延，桥为敌据。朱坚持：“技术问题，我管不了，总之，桥不能马上就炸。”结果，钱塘江大桥一直推延到12月23日下午，“江天暮霭，对岸隐约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时分，方始“开动爆炸器”。
在此前多争取到的近40天时间里，就凭借那座桥，浙江撤运出大量的军民物资，仅12月22日一天即运走机车车头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成千上万的百姓、伤兵通过大桥撤往后方，脱离了日本鬼子的魔掌。有人事后追忆，这是“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据说杭州因此，陷落时已“差不多等于是一座空城”。
李宗仁白崇禧力主“焦土政策”
11月24、25日，周边情势愈危。朱家骅接到杭城士绅金润泉等的报告，说市内有人“悄悄划好了区域，贴上了符号，准备了火油、木材之类放火材料，预备把杭州烧掉”!朱氏惊起，骇得浑身冷汗。他不相信有谁竟敢无法无天到乘此国难世乱，将偌大一座中外闻名的千年古城纵火焚毁。
但赶去街头亲自询查，信息确凿：那帮人是从上海来的别动队成员(属戴笠系统)，受命抵杭执行“焦土政策”——应该说，朱家骅至此，是遇到了抗战时期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的一个最严重、也最为棘手的紧要选择：如果这回他再选择抵制或拖阻，无疑意味着他是明摆了在同自己的“最高领袖”顶着干。因为所谓的“焦土政策”，其发明者与申令最力者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的那个“党国首脑”蒋介石。
事实上，在国民党营垒中，最先提出以“焦土”抗战的，是桂系的李宗仁及白崇禧。早在1936年4月，李宗仁就在广州发表谈话，慨言“整个民族之救亡，必须怀抱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唯如此，中国始有生存之可能”。“七?七”事变后，李、白二人又分别在《东方杂志》等连续刊文，系统宣传“焦土抗战”理论，呼吁“全国总动员，倾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同暴敌血战到底”。
可见，李、白主张的“焦土抗战”，实质是要振奋一种同仇敌忾、不畏牺牲、百折不挠、压倒敌人的民族气概和坚定决心。
朱家骅成功“救”了杭州城
朱家骅对于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可此前，他与蒋并未发生过正面冲突。现在面对着上海别动队的火油、木材，他是难以回避，也回避不了了!朱家骅没有昧心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严令戴笠手下那帮别动分子立即住手!
两天以后，朱氏接到国民政府让他调职武汉的电令(旋即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这是蒋介石觉得战时的浙省需要一名有军事经验的首长而做出的“省政府改组”安排。12月9日，朱交卸了省主席职事，离开杭州。临行前，其似有预感，特地将杭州市长周象贤、省警察局长赵龙文、保安处长宣铁吾等召至住处，郑重地叮咛道：“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诸人一一应诺。翌年入夏，赵龙文往汉口探视朱氏，言及上年之事。赵龙文说新任浙省主席黄绍竑在撤离省会时下了命令，要在敌军到达之前把杭州全市烧毁。赵龙文等没有忘记前主席的“临别赠言”，加上自己也不忍下手，便“集体抗命”使黄绍竑的“最后布置”完全落空。
杭州，终于幸免了被“焦土政策”焚为瓦砾场的厄运。据胡颂平所著《朱家骅先生年谱》载，当初，朱氏由杭州离浙赴鄂时在1938年元月。其途经南昌、长沙之际，曾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大谈焦土抗战之不当”，又和主政湖南的张治中“谈焦土抗战政策的不对”，抵达汉口，还公开发表过“坚决反对焦土抗战政策的谈话”……这些诤言訾议，应当是朱家骅在力阻“焦土”杭州之后，就着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最高当局战时决策的弊失所表示的一种强烈的批评发泄。可惜不久，1938年11月，当日军攻占岳阳、威胁长沙时，在蒋介石督令下，仍然发生了自毁全城的“长沙大火”惨剧。
朱家骅在浙江主政的时间不足两年，却能够明于义理，顾及大局，先阻守军决堤，继阻提前炸桥，再阻“焦土”杭州。这三件事，影响广远。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失败，退逃台湾，朱家骅亦跟随去岛，充任“总统府资政”(专职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以古稀之龄病逝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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