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個行當，在中國，要到晚清才出現。古代並沒有記者，但是有一群人，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們為了記錄真相，秉筆直書，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他們不甘做唱讚歌的夜鶯，嚮往做啄木鳥，哪裡有黑暗，哪裡有不公，都會被他們原原本本地書寫下來。
後人稱他們寫下來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內容確實可信，沒有掩惡溢美，能夠取信於當代，流傳於後世。
這群人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調查記者”。
在歷史的進程中，隨著皇權越來越集中，正直史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等到人們發現，矛盾被掩蓋，太平被粉飾的時候，開始懷念這群“調查記者”，才發現他們已經像大熊貓一樣稀少。
是的，那個時候，所謂的史家都被圈養起來，要麼只盯著眼前的厚祿，要麼怕被鉸了舌頭，已經發不出像樣的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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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皇帝后，宋太祖趙匡胤有段時間迷上一項休閒運動：彈弓打鳥。有個御史見了，認為趙匡胤有玩物喪志之嫌，於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勁的時候，謊稱有要事稟奏。
趙匡胤無奈放下彈弓，接見御史，臉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趙匡胤更鬱悶了，因為奏的是件芝麻綠豆的平常事，哪裡來的十萬火急！
他質問御史，你什麼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為此事再小，也比打鳥的事大。
趙匡胤怒不可遏，當場“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御史沒有跪地求饒，他緩緩俯下身子，撿起被打落的牙齒，藏到懷裡。
趙匡胤懵圈了，你撿起牙齒，莫非還想當物證，到哪裡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過，自然有史官記下這個事兒。
這可把趙匡胤嚇壞了。他趕緊道歉，給御史賜金帛，然而歷史還是都記錄下來了。
論監督，沒有人監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監督皇帝，不是因為他們不怕死，而是他們有靠山——史官，一群隨時處在事發現場且堅守如實記錄的人。
趙匡胤怕自己的不當言行上史書，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還有一次，早朝後，他很不高興，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處理不當，怕史官記錄：“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
宋代宮中還有女史，專事內起居注的寫作，時刻不離皇帝，記錄其行動，當晚交給史館。她們的住處外面釘有金字大牌，上書“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女史官
按照傳統，皇帝不能翻看當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記錄。這是為了防止皇帝利用權力篡改歷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多次提出要調看關於其日常言行的歷史記錄——起居注。他給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說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錯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諫議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認為皇帝親覽起居注的做法傳示後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筆直書，信史就無從談起。
第二次是七年後，李世民還是不死心，死皮賴臉要看起居注。當時的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樣明確拒絕，說起居注記錄人君言行，善惡畢書，自古迄今，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躬自觀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開這個惡例，要是開了，那也是要上史書的。
李世民問，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記下來了？儘管聽出李世民語帶威脅，褚遂良還是一字一頓地回答：不記下來，那就是我的失職！
黃門侍郎劉洎站出來為褚遂良打圓場，勸皇帝說，人君有過失，就算褚遂良不記下來，天下人也會記下來的。
多數皇帝怕史官，是因為有一個真相的標準懸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的史官，為了捍衛這個標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這，是中國古代史官的一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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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修養、有責任感的史家，都會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作為共尊的職業圭臬。你的職業精神去到哪裡，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裡。
早在春秋時期，史官就有這種自覺性，以及職業榮譽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弒其君”，為了寫下這幾個字，當時齊國一個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殺了仨，殺得崔杼沒脾氣，只好放棄。最後四兄弟中的小弟倖存下來。
與此同時，齊國另一個史官家族南史氏，聽說崔杼在殺史官，立馬舉家抱著竹簡趕赴現場。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殺光了，我們接著寫，接著用頭顱來捍衛真相，捍衛歷史的尊嚴。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史官秉筆直書，為了天下，也為了捍衛家族榮譽。從此，史官和青史的權威就奠定下來了。
司馬遷寫《史記》，不僅寫“古代史”，也寫“當代史”，寫到他生活的年代——漢武帝時期為止。武帝連年對匈奴作戰，是當時一個尖銳而敏感的現實問題，司馬遷在史書中客觀記述了征戰造成的惡果，不僅民眾困苦不堪，連文景時期韜光養晦積累下來的財富也被耗盡了。
司馬遷自述心跡，說他寫這些“負面”東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不過，記錄真相的阻力之大，時常超乎想象。這種阻力，不僅來自專權殘酷的上層，還來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當時很多愛國小粉紅，恰恰認為武帝時期是大漢崛起的關鍵點，社會上瀰漫著大國雞血情緒，司馬遷的秉筆直書是這些人所不願看到的。一直到東漢時期，還有人說司馬遷專寫大漢的汙點，《史記》是一部“謗書”，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為恨。
還好，史官的價值觀還是一致的。他們互相抱團取暖，推崇司馬遷的史書為“實錄”，並將他作為太史、南史之後秉筆直書的新榜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與皇帝輪換，跟走馬燈似的。亂世中，無道之事更多，對史家的考驗更大。
這時候，一些史家已經被異化，開始墮落。有的畏懼權勢，誰當權就替誰粉飾太平，只寫正面報道；有的把手中的筆，當成個人求取富貴的工具，誰給好處，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沒節操的是，負責修北魏國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麼東西敢和我過不去？我舉之則使之上天，按之則使之入地。
什麼職業操守，什麼信史良史，在他那裡，都是沒有的事。
當然，整體而言，史官這個群體還是守住了傳統。魏收的《魏書》一出來，就遭到群嘲，被稱為“穢史”。這至少說明，史官好壞、史書良莠的標準沒有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這時候，出了不少有骨氣的史家，氣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寫晉代歷史的孫盛，面對權臣桓溫的滅門威脅，仍然堅持不刪改桓溫在枋頭吃敗仗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孫盛算幸運的，崔浩就真的遭到滅門夷族，堪稱當時影響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器重，奉命修撰當朝史書。拓跋燾特意叮囑他，要“務存實錄”。崔浩沒揣摩皇帝這四個字是故作表態呢還是真心實意，就當起了當代司馬遷，把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一五一十寫了出來。書成之後，他還好大喜功，命人將這部史書刻石立碑，任人觀看。
拓跋燾大怒，命人將崔浩收監，讓數十個衛士輪流在他頭上大小便。備受羞辱之後，崔浩慘死獄中。不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聯姻的大族，都被滅門，這起史官慘案牽連受戮的人以千計。
這件事給史官群體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陰影。
▲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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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的另外一道陰影，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幾次要求調看起居注，裝作是一個歷史小白，實際上，他對歷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歷史上，權臣監修史書的制度，正是從李世民執政時期開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個親信大官，作為官方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這樣有利於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
這個惡例一開，以後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間就縮小了。國史監修作為總把關人，第一要務是把不利於當朝的記錄，全部閹割掉。
真相不能當飯吃，所以不是監修們首先要考慮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終還是通過宰相、國史監修房玄齡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這麼多年來，他執著地要看起居注，其實是惦記著歷史會怎麼闡述他發動的玄武門之變。
史官對此心知肚明，經過緊急刪改後，呈給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關心的玄武門之變寫得很隱晦，語焉不詳，就對房玄齡說，
我當年發動玄武門事變是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幹嘛要隱諱呢？房玄齡是聰明人，不會傻到跟崔浩一樣聽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馬心領神會，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來的基調——玄武門事變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變——重寫這段歷史。
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寫得一無是處，把殺兄奪權的李世民寫得那麼偉光正，就是這麼來的。
此後，正直史官以瀕危物種的銳減速率，從這個國度慢慢消失。
唐文宗時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謨索要起居注觀看。魏謨拒絕並上奏，說“陛下但為善事，勿冀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書之”。又說“臣以陛下為太宗皇帝，請陛下許臣比職禇遂良”。
魏謨表示，自身向褚遂良學習，希望唐文宗以唐太宗為楷模。
魏謨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後來得逞了，不僅看了起居注，還指導了重寫，還很傻白甜地認為唐太宗很尊重史官，很敬畏歷史。可見，唐代對真實國史的遮蔽到了何其嚴重的地步，寫歷史的人，都把皇帝的劣跡當成美談。
你猜唐文宗怎麼說？他淡淡說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讓看的。
這句話，足以讓這個堅守史家職責的魏徵五代孫崩潰。曾經抱團取暖，以守護真相為榮的那些同行，他們都到哪去了？
魏謨的孤獨，想想都很悲哀。
但事實上，在魏謨之前，史官行業早已徹底淪陷。韓愈曾經跟朋友說，他原來想做一名史官，但怕因直書丟了性命，還是放棄了。
在韓愈之前，劉知幾那個時代，他已經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卻如披沙揀金”，所以一再感嘆實錄難遇。他說，“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總之一句話，當時史官的節操都掉一地了。
▲一臺表現春秋史官精神的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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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越往後世越弱。唐朝開的惡例，很壞，但還不是最壞的。史官最壞的時光，在清朝。
時至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干涉明顯向縱深發展，把追求真相的史學，變成了政治宣傳工具。舉凡修史的各個環節，大到修史項目的確定、修史指導思想的確立，小到體例的安排、字詞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館的管理，皇帝無不過問，達到了親自全面干預修史活動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書修完了，再給皇帝看，清代帝王則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進呈御覽，隨時審閱。康熙曾要求明史館將《明史》寫好的部分，“以次進呈”。所謂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審查。史館修史次第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便於統治者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杜絕不利於自身統治的記載出現。
這進一步強化了皇帝對修史的控制，史官最後一點自由的空間，都失去了。
清朝官修的各類史書中，只有起居注號稱皇帝不能看。實際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經出來闢謠，說他沒有閱覽起居注，真是欲蓋彌彰。
更可怕的是，從雍正開始，起居注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和價值，只是抄錄一些皇帝的諭旨而已，像趙匡胤打落御史兩顆門牙這種事，寫都不敢寫。起居注從監督報道，變成了領導語錄，閱與不閱，無所謂了。
“這種事是要上史書的”，這種話對皇帝的殺傷力為零。
清代史官多是知識精英，原本有著修史以經世的政治情懷，但修史處處要體現官方意志，一不小心就踩到雷，他們其實心裡憋屈得很，簡直倍嘗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誘惑而越軌，史官們就可能慘遭橫禍。嘉慶年間設館編纂《明鑑》，涉及清朝開國之事，其中按語被認定“多有悖謬之處”，嘉慶閱後大為光火，斥責該館總裁等人“率行纂輯，實屬冒昧”。結果《明鑑》館總裁、總纂、纂修等官均被罷免，交部議處，原稿一律作廢。
這些內心扭曲的史官，寫出來的作品，後來被形象地稱為“哈巴狗史學”，隨著主人指揮棒轉，主人讓你向誰吼，你就向誰叫，主人叫你向誰搖尾巴，你就向誰獻媚。
這個時期對史官的研究卻是最透徹的，社會上很多精英在議論，一個正直史官應該怎樣怎樣。章學誠就提出，一個良史要有“史德”和“心術”，即要有“君子之心”。這種提法彌補了唐代劉知幾對“史學三長”概括的不足，把史家研究提到了很高的程度。
但弔詭的是，把史官當作研究對象，而且研究得最透徹的時候，往往是史官在現實中凋零得最厲害的時候。就像今天，研究調查記者的人，比調查記者還多。
梁啟超有一段話，對中國古代的“調查記者”——正直史官的評價十分到位：“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鬚！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歷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
社會上也有一種獎勵機制，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他們生時遭受的厄難，常常獲得歷史賜予的花環。
手中有筆，就要寫出世間的真。這是讓時代充滿安全感的一群人，可是，梁啟超沒有說出來的話是，這種人，這種精神，從什麼時候起變得只可追憶。
當社會正不壓邪的時候，人們才惶然四顧，那些為時代秉筆直書的人，都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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