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躲進外國使館尋求庇護的名人，大多數都是因為政治原因。因為無論是早些時候的清政府，還是後來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都較當時的列強處於下風，所以對於那些逃進外國使館的名人們，大多數都能成功地逃過一劫。
歷史上第一個逃進外國大使館的政府官員，是大清國郵傳部部長盛宣懷。1911年10月27日，距辛亥革命暴動僅僅17天，67歲的盛宣懷在命懸一線之際，藏進了美利堅合眾國駐大清國大使館，這個消息像一顆炸彈迅速轟動了整個世界，成為全球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的焦點。其受關注程度絲毫不亞於在遙遠的華中地區正在進行的血腥戰爭。
當時，盛宣懷宣佈“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命令，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引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皇族大臣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政權，利用盛宣懷做替罪羊，將他革職，永不任用，以平“民憤”。但損失慘重的資政院議員們不會就此罷休，必欲將他處以死刑。
盛宣懷來到美國大使館尋求保護。美、英、德、法四國大使館，各派出兩名士兵，組成“多國部隊”，負責護送盛宣懷。盛宣懷在“多國部隊”護送下，順利地到達了天津，隨後乘船去了日本。遂得以保全性命，終享天年。
如果說盛宣懷名氣還不夠大的話，那麼接下來這位在中國就是鼎鼎大名了。他就是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先生。當時許多追求變革的先進人士，為了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求助於外國力量的保護。許多反清人士就是在外國管轄下的租界甚至國外鬧革命，孫中山是最傑出的一例。他曾多次逃入外國領事館，得到各國駐中國領事人員的協助和救急。除了外國領事館，孫中山先生也經常出國避難。日本是孫中山先生的最佳避難所，他曾先後16次在日本避風頭，除日本以外，還去過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家。
在袁世凱去世後，北洋政權變得撲朔迷離，大總統也如走馬燈一樣，換得讓人目不暇接。在躲進外國使館的名人中，自然也少不了大總統們的身影。原第一任副總統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位，當時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北洋系首領自居，掌握軍政大權，與黎元洪分庭抗禮，史稱“府院之爭”。1917年，雙方在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這個問題上產生分歧而決裂，段祺瑞以辭職威脅要求向德國宣戰。一向軟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桿，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擁護段祺瑞的11省督軍在各地宣佈獨立。黎元洪在皖系壓力下內外交困，孤立無援，急召張勳入京調解。張勳卻坐鎮天津，趁機搞復辟。6月12日，張勳逼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如夢初醒，後悔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6月14日，張勳帶領五千軍隊抵京。7月1日，張勳擁立溥儀復辟。黎元洪逃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避難。直至段祺瑞領軍擊潰張勳後才從日本使館出來，黎元洪這個大總統自己也不好意思做下去了，於是辭職而去。
繼黎元洪以後，著名的“辮帥”張勳、民國梟雄徐樹錚，也相繼逃進外國使館。1917年６月，“辮帥”張勳率五千辮子軍入京，於７月１日擁立清廢帝溥儀復辟，自封為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張勳復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於７月３日在天津馬廠誓師，進京討伐張勳。12日，“討逆軍”兵分三路，向北京城內發起總攻。辮子軍不堪一擊，大都割掉自己的“馬尾巴”，繳械投降。孤軍作戰的張勳仍不願離開公館，把眷屬帶在身邊，企圖負隅頑抗，大有以死殉節之勢。就在危急關頭，一輛汽車冒著彈雨駛進公館，將張勳和其眷屬轉移到荷蘭使館。北京政府得知張勳逃入荷蘭使館，便派外交總長汪大燮同荷蘭公使貝拉斯進行交涉。汪大燮提出張勳是國賊，而非一般的政治犯，要求貝拉斯把張勳交給民國政府。貝拉斯藉口尚未商議妥當，拒絕引渡。後來徐世昌任總統後對這個素有忠義之名的老同事予以特赦。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在京漢鐵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帶激戰，7月17日，皖軍西線慘敗，徐樹錚被免職，任遠威將軍，留北京待職。19日段祺瑞被迫下臺，徐樹錚被指控為“十大禍首”之最。29日在直係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開始通緝以徐樹錚為首的10名皖系頭領。這些人大都逃往東交民巷日使館尋求庇護。雖然北京政府一再照會日本大使館要求引渡徐樹錚，但遭到拒絕。徐樹錚在大使館躲避了120天后，大使館將其藏在柳條箱中，由日本軍官保護送出大使館，先逃到天津，後潛入上海英租界內匿居躲過此劫。
1925年2月24日，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迎來了一位“貴客”，他就是滿清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昔日的一國之君，為何落得如此下場，這還得從1924年10月22日午夜說起。這個午夜馮玉祥成功發動了“北京政變”，11月5日，馮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率部荷槍實彈進入紫禁城，奉馮玉祥之命，宣佈民國與清王室簽署的優待協議作廢。立即驅趕末代皇帝溥儀。整個過程費時僅兩個多小時，溥儀逃到北皇后婉容府，之後偕同鄭孝胥、陳寶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東交民巷日本使館。1925年2月24日，溥儀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車逃往天津，由日本人駕車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館居住。也許正是因為這次“北京政變”，日本看中了溥儀的“皇帝”身份，也才有了後來的“滿洲國”皇帝—溥儀。
然而把大使館當成避難所，自來是步險棋，禍福不定，也有一位躲進大使館而沒有幸免於難的。1925年李大釗在北京組織5萬人示威，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予以通緝，他逃入東交民巷俄國兵營，後為更好地繼續開展工作而進入蘇聯大使館。張作霖沒有理會國際外交規則與慣例，派軍警突襲蘇聯大使館，李大釗全家被捕，軍警同時共獲取了七卡車的文件檔案，裡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繫證據和指令，這些證據對李大釗極其不利，他因此被指控為裡通蘇俄顛覆政府罪名，在獄中，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橫眉冷對，奮勇抗爭，進行了最後的戰鬥，最終英勇就義。李大釗犧牲後，蘇俄還專門發行郵票紀念他。
其實避難他國大使館形同叛國，而北洋時期之所以有那麼多的名人，不惜尋求外國勢力的幫助，一來是因為當時國內政局確實動盪不安，“草頭王”比比皆是，有槍就是“大帥”，有兵便是“土皇帝”，政局不穩何來法治，所以惹了事的名人們只好到外國使館暫避一時了；二來也可以看出，外國勢力對中國政局的干涉，無論是誰，哪怕是公然“復辟”的張勳，一旦躲進了外國使館，中國政府也奈何不得。這樣看來，在外國人眼中當時的政府毫無內政可言，想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插上一腳就插上一腳。北洋的名人們躲進外國使館看似無奈之舉，也是當時中國“大國家、小政權”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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