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躲进外国使馆寻求庇护的名人，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无论是早些时候的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都较当时的列强处于下风，所以对于那些逃进外国使馆的名人们，大多数都能成功地逃过一劫。
历史上第一个逃进外国大使馆的政府官员，是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盛宣怀。1911年10月27日，距辛亥革命暴动仅仅17天，67岁的盛宣怀在命悬一线之际，藏进了美利坚合众国驻大清国大使馆，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其受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当时，盛宣怀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命令，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引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皇族大臣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政权，利用盛宣怀做替罪羊，将他革职，永不任用，以平“民愤”。但损失惨重的资政院议员们不会就此罢休，必欲将他处以死刑。
盛宣怀来到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美、英、德、法四国大使馆，各派出两名士兵，组成“多国部队”，负责护送盛宣怀。盛宣怀在“多国部队”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天津，随后乘船去了日本。遂得以保全性命，终享天年。
如果说盛宣怀名气还不够大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在中国就是鼎鼎大名了。他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当时许多追求变革的先进人士，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求助于外国力量的保护。许多反清人士就是在外国管辖下的租界甚至国外闹革命，孙中山是最杰出的一例。他曾多次逃入外国领事馆，得到各国驻中国领事人员的协助和救急。除了外国领事馆，孙中山先生也经常出国避难。日本是孙中山先生的最佳避难所，他曾先后16次在日本避风头，除日本以外，还去过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在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权变得扑朔迷离，大总统也如走马灯一样，换得让人目不暇接。在躲进外国使馆的名人中，自然也少不了大总统们的身影。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位，当时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北洋系首领自居，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史称“府院之争”。1917年，双方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决裂，段祺瑞以辞职威胁要求向德国宣战。一向软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拥护段祺瑞的11省督军在各地宣布独立。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急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却坐镇天津，趁机搞复辟。6月12日，张勋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如梦初醒，后悔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6月14日，张勋带领五千军队抵京。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直至段祺瑞领军击溃张勋后才从日本使馆出来，黎元洪这个大总统自己也不好意思做下去了，于是辞职而去。
继黎元洪以后，著名的“辫帅”张勋、民国枭雄徐树铮，也相继逃进外国使馆。1917年６月，“辫帅”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入京，于７月１日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自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勋复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７月３日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12日，“讨逆军”兵分三路，向北京城内发起总攻。辫子军不堪一击，大都割掉自己的“马尾巴”，缴械投降。孤军作战的张勋仍不愿离开公馆，把眷属带在身边，企图负隅顽抗，大有以死殉节之势。就在危急关头，一辆汽车冒着弹雨驶进公馆，将张勋和其眷属转移到荷兰使馆。北京政府得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便派外交总长汪大燮同荷兰公使贝拉斯进行交涉。汪大燮提出张勋是国贼，而非一般的政治犯，要求贝拉斯把张勋交给民国政府。贝拉斯借口尚未商议妥当，拒绝引渡。后来徐世昌任总统后对这个素有忠义之名的老同事予以特赦。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在京汉铁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激战，7月17日，皖军西线惨败，徐树铮被免职，任远威将军，留北京待职。19日段祺瑞被迫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29日在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开始通缉以徐树铮为首的10名皖系头领。这些人大都逃往东交民巷日使馆寻求庇护。虽然北京政府一再照会日本大使馆要求引渡徐树铮，但遭到拒绝。徐树铮在大使馆躲避了120天后，大使馆将其藏在柳条箱中，由日本军官保护送出大使馆，先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躲过此劫。
1925年2月24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满清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昔日的一国之君，为何落得如此下场，这还得从1924年10月22日午夜说起。这个午夜冯玉祥成功发动了“北京政变”，11月5日，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宣布民国与清王室签署的优待协议作废。立即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溥仪逃到北皇后婉容府，之后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北京政变”，日本看中了溥仪的“皇帝”身份，也才有了后来的“满洲国”皇帝—溥仪。
然而把大使馆当成避难所，自来是步险棋，祸福不定，也有一位躲进大使馆而没有幸免于难的。1925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5万人示威，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予以通缉，他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后为更好地继续开展工作而进入苏联大使馆。张作霖没有理会国际外交规则与惯例，派军警突袭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被捕，军警同时共获取了七卡车的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这些证据对李大钊极其不利，他因此被指控为里通苏俄颠覆政府罪名，在狱中，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横眉冷对，奋勇抗争，进行了最后的战斗，最终英勇就义。李大钊牺牲后，苏俄还专门发行邮票纪念他。
其实避难他国大使馆形同叛国，而北洋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名人，不惜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一来是因为当时国内政局确实动荡不安，“草头王”比比皆是，有枪就是“大帅”，有兵便是“土皇帝”，政局不稳何来法治，所以惹了事的名人们只好到外国使馆暂避一时了；二来也可以看出，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局的干涉，无论是谁，哪怕是公然“复辟”的张勋，一旦躲进了外国使馆，中国政府也奈何不得。这样看来，在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政府毫无内政可言，想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插上一脚就插上一脚。北洋的名人们躲进外国使馆看似无奈之举，也是当时中国“大国家、小政权”的具体表现。
閱讀更多 紀錄片人陳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