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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洪烈：基辛格與美國外交傳統
〔內容提要〕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美國外交傳統的批判。他以一種歐洲文化的視角考察美國外交傳統,分別從地緣特徵、思想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進程等方面提出了美國外交傳統的島國性質、例外論、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二元對立等基本屬性。同時,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政策本身已成為美國外交傳統的一部分。從沃爾特·米德所提出的美國外交傳統劃分的角度來看,可以將基辛格的思想及政策歸入傑斐遜傳統兼具漢密爾頓傳統特徵的範疇。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無論是在思想傾向還是在外交政策上,都與美國外交傳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實際上,在其漫長的著述生涯中,有一個確定不移的主題,那就是對美國外交傳統及外交政策的批判。基辛格是歐洲大陸思想的傳人,從思想傾向來說,更多地體現了歐洲的保守主義、權力政治信條而不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是由基辛格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淵源共同造就的。基辛格的這種思想文化傳統的烙印也體現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他對美國外交傳統的批判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
一 美國外交傳統的島國性質
基辛格是站在他者的立場對美國外交進行批判的。基辛格的旁觀者立場使他在觀察美國外交時有一種非常明顯的歐洲視角。他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島嶼-大陸類型學”劃分,這種劃分指出世界上存在兩種類型的外交傳統:島嶼國家的外交和大陸國家的外交。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北美只是歐亞大陸的一個巨大島嶼而已,美國之於歐亞大陸猶如英國之於歐洲。這種島嶼的地緣政治環境,培育出了與大陸國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在《重建的世界》一書中,基辛格將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卡斯爾雷(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分別稱作“大陸政治家”和“島嶼政治家”,他們所代表的國家雖然都曾經為擊敗拿破崙的帝國野心而戰,但他們卻是從不同的外交理念出發。“英國曾經反對過法國革命的對外計劃,其目的是為歐洲有一個阻止征服的結構而戰。奧地利及其他大陸國家曾經被法國革命帶到解體的邊緣,從地理和心理來說,它們不可能孤立,它們是為歐洲有一個`合法性'體系以挫敗普遍性的征服而戰。英國的夢魘是大陸和平排斥英國。歐洲的夢魘是持久的革命。”島嶼國家的安全概念與大陸國家是不同的。他寫道,“英國的目標容易以否定性而不是肯定性的言辭表述。它們反映了島嶼國家的政策,即如果大陸統一在單個國家的統治之下,那就是一種致命的威脅。”因此,雖然英國外交也是奉行一種均勢政策,但這是一種不同於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模式的另一種均勢模式,這一模式是在均勢已遭破壞的情況下才採取行動。基辛格認為,“英國模式是以帕麥斯頓-迪斯累裡(Palmerston/Disraeli)的政策為典範。英國的政策是等到均勢已受直接威脅時才採取行動,並總是站在弱者一邊。
島嶼國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就是這種被動反應式的,對大陸的紛爭往往採取一種超然的態度,只要這種紛爭不影響總體的均勢。自立國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有著明顯的島國特徵。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一方面超然於歐洲列強的紛爭之外,另一方面對這種紛爭加以巧妙利用,增進自身的國家利益,或者如基辛格所說,“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一邊享受均勢帶來的好處而不用捲入其中,一邊又隨意對均勢大加撻伐。”這種超然的態度與英國的外交風格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他寫道,“英國對安全的看法與美國的孤立主義者差不多,除非發生大的動亂,否則英國都會無動於衷。”
美國的島國外交傳統是美國的歷史造就的,基辛格在其回憶錄的第一卷以簡短的篇幅概述了美國島國外交傳統的歷史淵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開國先輩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們瞭解歐洲的權力均衡並且很出色地利用這種均勢,首先實現美國的獨立,繼而維護美國的獨立。… …隨著美國力量的增長,以及歐洲的競爭集中於歐洲、非洲、亞洲,美國逐漸認為,兩個大洋所造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對外關係形式。我們相當驕傲地把我們的安全完全歸之於我們的信念的優越性,而不是歸之於我們的權力,也不歸之於歷史和地理條件的巧合。”在其回憶錄的最後一卷,基辛格又寫道,“在大部分歷史時期,美國足夠強大也足夠遙遠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隔開來,從而形成了一種觀點,即,作為世界主要大國中獨一無二的一員,我們可以選擇是否承擔國際角色,並且如果我們選擇承擔國際角色,我們就能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時間內戰勝使我們捲入的任何挑戰。”
美國有兩大洋作為天塹使其遠離歐洲權力政治中心,它的鄰國都是相對弱小的國家,在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美國很少有國家安全的緊迫感。因此,當英國作為平衡者能夠使歐洲均勢體系正常運作之時,美國沒有國家安全之虞,但當英國國勢衰微,無力充當這一平衡者角色之時,美國不得不擔當恢復歐洲均勢的使命,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捲入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為恢復被破壞的均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島國外交理念並沒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在美國外交進入全球時期之後,基辛格認為,由於固有的地緣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安全概念已經過時,外交政策的需要與島國外交理念的矛盾就凸顯出來。“我們曾把兩大洋賦予的安全與國際關係的正常狀態混淆起來;我們曾忽視了在比較安全的時期發展出的侵略概念在面臨一種新型挑戰時會變得很不夠。如同我們大部分歷史時期的境況,一個地理優越或者有極大物質優勢的國家可以等到一種威脅變得明顯以後再投入戰爭。… …但是,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和速度,已經使我們永遠失去了傳統的不受攻擊的地位,而世界力量的兩極化也已削弱了我們的安全界限。… …抵抗侵略已經不再是一個參加進行已久的戰爭從而左右戰局的問題了。… …它不僅有賴於我們的實力,也有賴於我們認識侵略的能力。在核時代,當威脅已達到顯而易見的程度時再想抵抗就可能為時已晚了。”
因此,基辛格在其戰略批判著作《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外交在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面臨的戰略選擇。“在20世紀進入60年代的時候,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過去的安全行為模式不再起作用。… …無論我們考慮美國對外政策的哪一個方面,都明顯需要一個新的出發點。”原子時代的到來已經使以前的安全概念過時,他認為,“我們不能期望兩大洋所賦予的這種幸運的安全情況將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原子時代使我們完全可以遭到損害。”
但是所謂“島國性質”對外交政策理念的影響卻是持久的,這種外交理念如同英國一樣,其目標是容易以否定性的言辭而非肯定性言辭加以表述。由否定性言辭表述的外交目標所衍生出的外交政策就是防禦性的。基辛格認為,“考察英國作為歐洲均勢的平衡者角色,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個防禦性概念的對外政策。”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是防禦性的,美國只是被動地遏制蘇聯勢力的推進、阻止掙脫殖民統治的國家的動亂蔓延,而不是規劃一幅美國式的世界秩序的藍圖,並努力去實現、維護這一世界秩序。
當然,基辛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外交也不乏極富創造性的主動舉措。“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四點計劃、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等,都是有政治家風度的重大行動。根據我們的歷史經驗來衡量,我們甚至可以說做得很好。”但是,“這個欣欣向榮的時期肯定是會消逝的”,因為美國外交的困境是深層次的因素引起的。“我們的更深刻的問題是概念性的。”這種概念性的問題也就是美國外交“島國傳統”的產物。基辛格一直是這一傳統的批評者。
冷戰結束之後,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醞釀之中,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指出,美國面臨構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挑戰,而應對這一挑戰,需要美國拋棄固有的對外思維模式,在國際秩序形成中奉行俾斯麥模式的主動均勢政策,將美國置於各國關係的核心位置,從而更大地發揮美國對後冷戰國際秩序的塑造作用,並小心維護、照料這一均勢體系,以確保國際秩序的穩定。
二 美國例外論
(一) 美國例外論的概念
如果說島國外交理念更多地體現了地理因素對美國外交傳統的影響,那麼美國例外論則更多地體現了美國曆史文化在其外交傳統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關於美國例外論,沃爾特·麥克道格爾(Walter McDougall)曾作出如下定義:“非常明顯,創立了美國的殖民地反叛者相信他們的國家註定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同,並且可能更好。這就是歷史學家們在論及(常常是帶有諷刺意味的)美國救世主義、使命感、理想主義或者更不雅但通常更中性的`例外論'一詞時所指的意思… …。此外,許多歷史學家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一信仰、自負或者僅僅只是一種傾向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線。”
按照這一定義,在描述美國外交傳統時所使用的“例外論”“威爾遜主義”“理想主義”等概念具有大體相近的意義。基辛格在論述美國外交傳統時也交替使用了“例外論”“孤立主義”“威爾遜主義”“理想主義”等諸多措辭,但是,基辛格也基本上是以“例外論”這一概念來概括美國文化傳統的。“沒有嚴肅的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能夠無視美國例外論的傳統,它是美國民主特點的體現。… …儘管在國內參與對外政策討論的所有人都繼續強調美國例外論的原則,但如何將這些原則運用到具體案例,卻成為深遠而持續存在的爭論問題。”在這幾個概念的關係上,他認為,“美國的例外論使其走向孤立主義,偶爾出現道德十字軍運動。… …作為外交政策的一種路徑,威爾遜主義認為美國擁有無可匹敵的美德和權力這一特性。美國對其力量和目標的崇高深具信心,因此它能擬想在全世界為其價值觀而戰。美國例外論必定是威爾遜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美國例外論是威爾遜外交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礎,它在下一世紀可能會變得更不相關。”
由此可見,雖然基辛格並未如麥克道格爾那樣將例外論與威爾遜主義、理想主義等同起來,但至少認為這幾個概念是緊密相關的,而且例外論是一個更具概括力的概念。同時他認為,“在其整個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對其自身獨特性的認識導致了美國對待外交政策的兩種矛盾態度。第一種是通過在國內完善民主使其價值觀得到最好的體現,從而成為人類的燈塔;第二種態度是美國的價值觀賦予了美國將自己的價值觀向全世界推廣的義務。徘徊於懷念純樸的過去與渴望美好的未來之間,相應地,美國的思想就搖擺於孤立主義與承擔義務之間,儘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現實是相互依存已經居於優勢地位。”也就是說,基辛格認為正是由於美國例外論使美國人產生了兩種矛盾的對外政策的態度,其表現分別就是孤立主義和理想主義,美國例外論是孤立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基礎,孤立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只是例外論的不同表現而已。因此,本文使用比較中性的“例外論”一詞指代基辛格所批判的這一美國外交傳統。
基辛格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外交哲學時指出,“美國從來未曾經歷對其生存的外來威脅,它認為戰爭只是由邪惡的人或組織引起的歷史畸變;我們執迷於軸心國的無條件投降這樣的勝利。”上述態度所體現的外交傳統或者說外交哲學,並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根本的改變。基辛格概述了這種美國例外論的內容,“直到最近十年美國的態度體現在這樣一個信仰中,即歷史經驗是可以超越的,問題可以得到永久地解決,和諧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因此我們的外交經常強調的是國際法概念及其仲裁程序與和平協定,在理性的人們總能在一定的平等基礎上達成協議的前提之下,似乎所有的政治爭端都是法律問題。
1956年基辛格在《外交》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反思美國外交》的文章,梳理了美國外交的這一傳統。他認為美國外交困境的根源就在於這種美國例外論,“像所有的悲劇一樣,不管我們的動機是多麼好,我們這裡許多困難都會產生,並且這些困難是由我們的優秀品質而不是低劣品質造成的。因此,應當探討的不是一種政策而是一種態度。”
(二)美國例外論的淵源
基辛格首先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美國例外論外交傳統的淵源。他認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些“態度”的首要因素是美國的哲學觀。“在影響我們外交政策的態度方面最重要的是美國經驗主義及其尋求方法論確定性的傾向:除非是`客觀的',才是`真實的',除非它是經驗的一部分,否則它就不是`客觀的'。”
基辛格由此深入到美國文化的根基探討其外交傳統,對美國外交傳統的哲學基礎的關注也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貫風格。他認為美國文化的這種經驗主義傳統導致實用主義盛行,“在一個以`務實'特點自豪的社會里,一個人具有非官方事業所看重的品質一般也可以在政府中得到很高的地位,這是勢所必然的。美國的典型的閣員級官員或次於閣員極的官員不是來自企業界,就是來自法律界。但是這些人所獲得的那種經驗卻不足以使他們兼具擔任政府各種最高職務所需要的政治敏感、構思能力、說服能力和真才實學。… …在這種環境中,真正的創造精神沒有什麼發揮的機會,或者人們甚至也沒有什麼瞭解這種創造精神的機會。”這恰恰與外交政策的決策者所需要的品質背道而馳,因為“對外政策是權衡可能性的藝術;精通此道在於掌握可能性的微妙之處。試圖把外交政策作為科學來對待勢必導致僵化。因為只有風險是確定的;機會則是揣測性的。… …經驗主義在對外政策中導致對解決問題的迷戀;拋棄決斷致使我們的決策者推遲決策直到所有的事實都已出現;但到所有事實都出現時,一場危機通常已經發生或者一次機會已經喪失。因此,我們的政策適合處理緊急情況,但是它非常難以制定出防止危機的長期計劃。”外交政策領域是一個需要創造性藝術的領域,當然,呼之欲出的就是基辛格的潛臺詞:能夠在外交領域有所成就的必然不是美國實用主義類型的官僚,而是像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毛澤東這樣的奇里斯瑪類型的領袖,或者梅特涅、俾斯麥(當然,也包括基辛格)這樣的外交藝術的大師。
總之,美國式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文化是創造性外交戰略的大敵,因此他認為,“非蘇聯世界(也就是西方世界)的許多困難都是試圖用不確定性作為不採取行動的藉口造成的。但是對外政策中的確定性來源於哲學與來源於事實至少一樣多;它來源於將目的置於事件之中。基辛格還從美國的歷史經驗探討美國例外論的淵源。“形成我們對外交事務態度的另一個因素是我們沒有悲劇經驗。雖然我們歷經了艱難困苦,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歷史上卻倖免於災難。實際上,美國的國內經驗是無以倫比的成功,巨大的報償和戰勝巨大的困難。… …他們(美國領導人)可能在頭腦裡知道,但他們不會在心裡接受他們所幫助建立的社會有可能像羅馬或迦太基或拜占庭那樣消失。這些特點使得我們沒有緊迫感,傾向於認為一切都可以重新再來,而且由此所產生的可怕錯誤我們在未來會以加倍的努力來糾正。不可挽回的錯誤不是美國的經驗所有的。”這種由輝煌的歷史產生的強烈的優越感是美利堅民族的重要標誌。美國也沒有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國際體系的經驗。“美利堅聯邦是由有共同歷史經歷的一些州在一個新大陸上建立的,美利堅的殖民地攜手戰鬥以實現它們的自由。它們有大致相當的規模。它們沒有在主權國家間執行外交政策的傳統。”這樣的歷史經驗就衍生出上文曾經引述的基辛格所概括的美國意識形態中的樂觀主義以及和諧論:歷史經驗是可以超越的,問題可以得到永久的解決,和諧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與歐洲民族國家截然不同的歷史經歷,不僅使美國對國際體系演進過程中形成的那一整套規範非常隔膜,而且也促使美國試圖以其歷史經驗重構國際體系的規則。美國的歷史經驗是美國例外論的重要來源。
基辛格認為,與美國曆史經驗中沒有悲劇意識有關,美國在對外政策中還有兩個方面的特徵。首先,美國人不願意將權力與外交聯繫起來。“與此問題相聯繫,我們非常不情願以權力來進行思考。毫無疑問,如果不是明智地運用權力,美國的經濟和地理擴張就不可能實現。但是我們的加爾文教傳統所要求的是成功要表現出正義的特性。…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幾乎總是羞於使用權力,似乎權力在本質上是邪惡的。我們總是希望由於我們自身的緣故被喜歡,並且我們總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原則的說服力而不是通過使用我們的力量來獲得成功。我們對權力的罪惡感總是使我們將所有的戰爭轉變為十字軍征伐,並且用幾乎是絕對化的言辭來使用權力。我們很少找到運用權力的中間途徑,並且在這些情況之下總是非常勉強。”基辛格認為這種將權力與外交相脫離的做法只能使既定的政治目標落空。他警告道,“任何把外交政策與軍事政策作為不同問題對待的企圖通常都會導致二者的衰退。
基辛格認為,美國人不願意以權力思考國際關係,自然也很難深入理解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對國際體系的權力均衡採取冷漠甚至厭惡的態度。“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人在討論外交政策時,無論是在談論還是訴諸筆端,`均勢'一詞之前幾乎都帶有一個輕蔑的形容詞———`過時的'均勢,`名譽掃地'的均勢。”美國人對均勢的態度是由其歷史經驗造就的。“美國在歷史上從未參與均勢體系,”因此美國人的歷史經驗就不可能產生基辛格所推崇的那種“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的信念,美國人崇信威爾遜(Woodrow Wilson)、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樣的信仰:“在一個以集體安全為目標的普遍的國際組織中,愛好和平的國家將聯合起來阻止和反對侵略者。這種信仰預想所有的國家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不管構成侵略的因素是什麼,各國都同樣願意抵制,不管它發生在什麼地方,不管離它們的邊界有多遠,不管是否牽涉其國家利益”
其次,基辛格認為與美國曆史經驗相聯繫的另一個特徵是關於和平的觀念問題。“與我們不願用權力進行思考相一致的是我們關於和平本質的觀念。我們認為和平是國家間關係的`正常'狀態,那就等同於一種和諧觀念,這是一個可以作為政策的目標直接實現的。這些自明之理很少在我們的政治論戰中遭遇挑戰。兩個主要的政黨都認為他們是為持久和平而工作,他們(只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上存在分歧。”
美國的歷史經驗中沒有嚴重的社會階層的對立,也幾乎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社會動盪。美國人往往把這種普遍和諧的歷史經驗應用到國際關係中,他們把衝突、戰爭看作是國際關係的暫時現象,其原因不在於國際體系本身,而是由外在於國際體系的因素所引起的,“美國傾向於認為和平與穩定是`自然的'。因此,危機肯定是由人的惡念而非客觀條件引起的。”因此,按照基辛格的觀點,美國人將國際關係動盪的原因看作是偶然的而非結構性的。基辛格指出這樣的觀念非常危險。“當和平(其概念為避免戰爭)成為一個強權或一組強權追求的直接目標時,國際關係就處於國際社會中那些摒棄和平的國家的擺佈之下。”因此,基辛格總結道,和平只能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結果,“和平是不能直接達到的,它是某些條件和權力關係的表現。正是這些權力關係而不是和平,才是外交必須致力於實現的目標。”
上述美國例外論的原因、表現都表明,美國例外論是一種有著非常強烈道德色彩的美國式的意識形態,它是由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的歷史經驗賦予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社會認為道德行為原則能夠同樣應用於國際行為和個人行為,這一觀念與黎塞留(Richelieu)的存在的理由正好相反。美國認為防止戰爭既是法律挑戰,又是外交挑戰,並且美國要反對的不是國際局勢的變動,而是變動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的變動。… …沒有國家像美國那樣對自身有道德要求。”基辛格認為,國際關係中的道德訴求只會使國家的政治行為缺乏現實感,因為這將使國家拋棄其限度,轉向一種“越來越武斷和好戰的威爾遜主義。
三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二元對立
(一)“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的二元範式
美國外交的島國理念和例外論傳統是美國地理、歷史、文化獨特性的反映。自參與國際關係之始,美國外交就在保持這些傳統與現實情勢的需求之間搖擺,並且隨著它的參與程度的擴大,這一傳統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就越來越尖銳,從而使美國外交成為一種矛盾的混合體。特別是進入20世紀之後,這一矛盾和衝突就表現為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出現以威爾遜主義為代表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範式的對立。這是基辛格總結的美國外交傳統的又一個側面。基辛格引述羅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和戴維德·亨得裡克森(David Hendrickson)關於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論述來說明美國人在面臨傳統與現實的矛盾時做出的選擇。“傑斐遜的治國方略的困境在於,他明顯拋棄國家素來最終賴以確保國家安全和滿足它們野心的那些手段,但他同時又不願意拋棄這些野心從而總是導致使用那些手段。也就是說,他希望美國能兩者兼得:既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同時又不會出現使用權力通常會造成的弊端。
基辛格認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折衷之道是“繼續批評大洋彼岸的局勢是應受譴責的均勢政治的結果,同時將美國自身在北美的擴張當作是`天定命運'。”但是,美國政治領導人已經逐漸意識到其中的矛盾,“美國領導人可以繼續堅持其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作為其他人的`燈塔',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也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權力使其能夠對當代的事務發表意見,並且美國不必等到所有的人類都實現民主之後才加入國際體系。”基辛格將這樣一個先知先覺的智者稱號授予了老羅斯福總統。“沒有人比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將這一道理闡述得更清楚。他是首位堅持美國有義務讓全世界感受其影響力,且應基於國家利益讓美國與世界產生關聯的總統。… …沒有一個總統如此完全地以國家利益定義美國的世界角色,或者如此全面地將國家利益等同於均勢。… …由於羅斯福有這樣的歐洲風格的觀點,無怪乎他對全球均勢有如此老練的眼光,這是其他美國總統難以企及的,只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總統接近他的水準。… …如果說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在西奧多·羅斯福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那麼它可以說是把歐洲傳統政治權術的原則與美國條件相結合的一種演化。”這就是基辛格所論述的美國外交政策思潮的現實主義流派,這一流派很大程度克服了美國外交傳統的島國理念和例外論的影響,以歐洲權力政治的信條指導其外交實踐,同時使歐洲原則適合美國的具體條件。它只是美國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個非主流的少數派。
繼承美國外交傳統的是以威爾遜總統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學派,“伍德羅·威爾遜是美國例外論傳統的體現,他創立了美國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學派。”基辛格認為,被稱之為威爾遜主義的外交政策理念代表了這一學派的主要觀點。相對於現實主義學派,威爾遜主義主張“普遍的法律而非均衡,國家間的信任而非國家利益的要求是國際秩序的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首次大規模捲入國際事務,威爾遜主義就成為美國人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對外政策觀念的第一次明確宣示。基辛格認為,威爾遜將美國捲入全球事務解釋為美國的道德義務而非國家利益使然。“沒有其他國家將其國際領導權的主張建立在其利他主義之上。所有其他國家尋求的是他們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的相容性。但是,自伍德羅·威爾遜到喬治·布什(George Bush),美國總統都以其國家的大公無私作為其領導角色的根本特徵。… …(威爾遜)鄙視均勢,他堅持美國的角色`不是證明… …我們的自私,而是我們的偉大'。果真如此,美國就無權將其價值觀作為私有之物。早在1915年,威爾遜就提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主張,即,美國的安全是與其他人類的安全不可分的。
從根本上來說,威爾遜主義是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而非背離,“自共和國創立以來,美國模式是否可以應用於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是美國人的一個基本論題。此前,美國被認為是`閃光的山巔之城',美國通過樹立道德榜樣來激勵其他國家,威爾遜的創舉在於將這一理念轉變為一場十字軍運動,用積極的外交政策傳播這些美國價值觀念。”威爾遜主義的根源和19世紀的孤立主義是一樣的,那就是美國例外論,“恰恰是19世紀孕育了美國孤立主義的那些特性激發了20世紀美國人救世主般的全球主義。
威爾遜主義或理想主義是占主導地位的範式,而現實主義處於從屬地位。基辛格對這兩種外交政策思想範式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在論及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外交時,他實際上將前者的失敗和後者的成功分別歸因於威爾遜主義的失敗和現實主義的成功。“60年代初的幼稚的威爾遜主義誘使我們進行超出我們能力的冒險,並且使我們喪失了規定我們國家目標的基本因素的標準。… …威爾遜主義使美國捲入了印度支那,它將在歐洲被證明是成功的普遍準則一字不差地應用到亞洲。… …威爾遜主義拋棄通過均勢達致的和平而贊成通過道德共識達致的和平。它將對外政策視為善與惡的鬥爭,在每一個階段美國的使命就是幫助擊敗挑戰和平秩序的邪惡敵人。… …這樣的對外政策傾向於將外交割裂為一系列的階段,而不是將之視為一個需要不斷加以照料和調節的連續過程;傾向於絕對化的訴求,而不是通過把握外交的微妙之處來塑造現實。尼克松政府致力於一種與此有顯著區別的範式。……我們將對外政策視為一個沒有終點的連續過程… …。
顯然,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對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的現實評估的基礎之上的,… …我們的利益形成我們的義務,而不是相反。”在基辛格看來,在20世紀美國外交兩種思想範式的二元對立中,冷靜的、以國家利益為指針、尋求均勢以確保和平的現實主義思想,無疑是通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證,而幼稚的、以道義原則為指針、通過集體安全以確保和平的威爾遜理想主義,只會導致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外交悲劇。
(二)二元範式與穩定的國際秩序
基辛格的這種二元對立範式論述招致了不少學者的嚴厲批評。保羅·施羅德(Paul Schroeder)認為基辛格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二元對立說是曲解了國際史。他寫道,“對伍德羅·威爾遜和西奧多·羅斯福的不同描述是歪曲了前者,而將後者理想化,這是因為基辛格的兩分法是一個好的、清醒的,講求均勢的現實政治與一個是不切實際的道德理想主義相對立,威爾遜和老羅斯福的分野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這是對國際史的歪曲。國際史的實質不是這兩種對外政策範式的衝突,而是在國際關係之中,在許多參與者的驅使之下,(國家)追求兩種根本不同的目標和物質的衝突———追求自由(意味著自治、自我表述和自決、財富、擴張、權力)與追求秩序(意味著科層制、規範、法律限度和穩定)。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大體上代表著國際關係中的這兩種範式,但是在國際關係中,此二者對於問題解決者和管理者而言是他們的實用路徑,對於發現問題者和問題製造者而言則是他們的機會路徑。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方法都可能有利於或者有礙於解決問題和發現問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都不能被認為是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因為二者都可能是解決和處理問題的資源或障礙,在不相容的目標間妥協、調解乃至超越,是穩健的國際政治的核心。”
菲力普·澤裡考(Philip Zelikow)也認為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範式不能解釋外交史,並且以具體的反例證明基辛格提出威爾遜主義使美國捲入印度支那的衝突的解釋並不合理。“從一開始,威爾遜主義來自於他的大眾化的崇拜者和愛爭論的損毀者的漫畫式的描述。基辛格使用這樣一個標籤將下述的一組人物混為一談:威爾遜和威廉·傑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和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阿代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並且它(這種二元分野)很難適用於印度支那政策的主要設計者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 …沒有可怕的威爾遜主義。年輕時的基辛格也不是如此反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略),他在1965年私下裡寫信給邦迪,他說美國政府在越南的行動是`非常正確的,是堅定性和靈活性的完美結合'。”
施羅德、澤裡考從他們作為歷史學家的角度出發,認為“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這種二元範式不可能對國際史做出合乎歷史事實的解釋,因為這個二元範式並非來自於對歷史事實的嚴密考證,其結果就如基辛格的《大外交》一書將諸多歷史人物混為一談那樣,只會導致對歷史的裁剪。“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這種二元範式本身並無所謂對錯,對於面臨現實政策選擇的外交決策人而言,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無非是兩種可供選擇的實用方法而已,現實政策的成功與失敗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範式沒有必然的聯繫,關鍵在於問題解決者如何在預期的目標與現實的需要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澤裡考進一步指出,基辛格將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歸結為是理想主義的過失是不公正的,因為美國越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麥喬治·邦迪和麥克納馬拉都是頗具現實感的外交決策人;相反,此後基辛格遲遲不願放棄美國在越南的義務,他對此的解釋倒活像是一個威爾遜主義的信徒,“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從未將援助越南作為一種法律義務。我們所堅持的是更為深層次的義務———一種道德義務。我們應該向曾經與我們站在一邊的人民提供這樣的援助,向我們留下的傷員提供這樣的援助,為我們曾經付出的共同努力,總之,為我們自己。”澤裡考認為基辛格的這一番表白“不是一個不動情感的地緣政治棋局角逐者的言辭。一個地緣政治棋手是不會出於道德義務犧牲他的半個棋子來保衛一個岌岌可危的車”。
兩位歷史學家的批評無疑是非常有力的。面臨日常外交決策的政治家,無論他們具有多麼崇高的理想主義信條,他們的外交決策必然要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對各種勢力的主張、要求之間的折衷和妥協往往是他們唯一的選擇。純粹根據信條(無論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換言之,成功的外交決策往往是各種外交政策主張都力主推行的,例如,在理想主義者看來,戰後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外交決策是抵制共產主義擴張,捍衛歐洲民主制度的外交創舉,而在現實主義者眼中,這只是填補權力真空,組建聯盟體系的傳統外交手段而已。總之,思想和現實政策之間畢竟有一箇中間過程,以思想範式解釋具體的外交決策,往往會陷人自我預言的怪圈。
但是施羅德和澤裡考的批評有隔靴搔癢之感,並沒有切中要害,作為歷史學家,他們關注的是基辛格的論點是否完全得到歷史事實的經驗證明。但是,基辛格提出“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二元對立的範式,主要關注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層面,而兩位歷史學家的批評則關注的是這一範式是否與具體的政策相符合。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出的20世紀美國外交“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二元對立,是對20世紀美國外交傳統或外交思想的理論概括,將這一理論概括直接用於某項具體政策的分析,肯定會漏洞百出。但是,將某一屆政府的外交戰略或者將某一項外交戰略說成是理想主義的或者是現實主義的本身並沒有錯,正如基辛格在《復興年代》中說“威爾遜主義使美國捲入了印度支那”,澤裡考以具體的反例證偽基辛格的理論顯然不具有說服力;又如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所得到的最後協定是一個充滿了與歐洲權力政治妥協的《巴黎和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將他視為理想主義者。
因此,基辛格關於“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二元範式劃分首先是指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思想中存在這樣兩種思想潮流,它們是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基本思想因素。基辛格認為理想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最為根本的思想基礎,他對這一思想基礎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否認理想主義因素在美國外交中的積極作用。他寫道,“20世紀的一些最傑出的外交舉措都有伍德羅·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的淵源。例如,馬歇爾計劃,勇敢承諾遏制共產主義,保衛西歐的自由,甚至包括命運不佳的國際聯盟及其日後的化身聯合國。”在基辛格的論述中,威爾遜主義也不是如澤裡考所說的“來自於他的大眾化的崇拜者和愛爭論的損毀者的漫畫式的描述,”不是要麼成為一個英勇的救世者,要麼成為一個歐洲狡猾的外交家的受騙上當者的幼稚形象。相反,基辛格認為,“威爾遜掌握了美國人動機的主流,也許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美國並不簡單地將自己視為一個與其他國家類似的國家。… …威爾遜的成就令人驚詫。他拋棄權力政治,但是他知道怎樣感動美國人。”顯然,基辛格希望美國例外論由此轉化為美國外交的一種積極的思想資源,從而克服美國的島國外交理念的狹隘性。
其次,基辛格認為美國的例外論傳統可以塑造對於後冷戰國際秩序的道德共識。雖然基辛格認為很難就後冷戰國際秩序達成合法性道德共識,但他還是提出了建立類似俾斯麥式的全球均勢體系的主張。基辛格依然不願放棄建立與維也納體系類似的後冷戰格局的努力,他認為新的國際秩序的道德共識是民主的理念,而民主理念是美國理想主義的基礎,他寫道,“在現代第三次構建世界秩序的過程中,美國理想主義仍然與以往一樣重要,也許會更加重要。但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理想主義的作用是向美國提供信念支持,使之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經受住所有抉擇上的模稜兩可。
四 基辛格與美國外交傳統
基辛格提出的“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的二元範式毫無疑問是對美國外交傳統的高度抽象甚至是簡單化的概括,這種簡單化的處理也表明基辛格缺乏對於美國外交傳統的細緻梳理。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Russell Mead)批評基辛格的二元範式觀點割裂了美國外交政策傳統的延續性,“過去形成我們外交政策的那種連續性被大規模地隨意否定。”基辛格也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在隨後出版的《美國需要對外政策嗎?》一書中,他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米德將美國外交傳統劃分為四個學派的觀點。即,“漢密爾頓主義者(Hamiltonian)認為國家政府與大企業的堅強聯盟是國內穩定與有效的海外行動的關鍵,並且他們長期關注美國以有利的條件融入全球經濟的必要性;威爾遜主義者(Wilsonianism)認為,在全世界傳播美國民主和社會價值觀念、建立一個接受法治的和平的國際社會,這對於美國而言既是一項道德義務,也是一項重要的國家利益;傑斐遜主義者(Jeffersonian)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當更多地關注保衛國內的民主,而不是向外傳播民主,他們在歷史上就對漢密爾頓主義者和威爾遜主義者的政策疑慮重重,認為美國捲入了許多令人厭惡的海外同盟關係,增加了戰爭的風險。最後,也是一個很大的人民主義學派,筆者稱之為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他們認為美國政府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最為重要的目標應當是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經濟福利。
但是,基辛格並不是要拋棄自己提出的美國外交傳統二元範式的基本思想,相反他引入米德的觀點是為了使其二元範式的論點更加精細化。首先,他依然將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兩任總統視為二元範式對立的體現,“威爾遜決定將美國帶入這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出於羅斯福想去實現的那些目標,即維持並加強歐洲的均勢。相反,威爾遜試圖將均勢與威斯特伐里亞體系一起摧毀。”其次,基辛格著重分析了他以前忽視的傑克遜主義,20世紀20年代以後盛行的“孤立主義”就屬於傑克遜主義傳統,“安德魯·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代表了一個背向歐洲、向西部擴張的美國。他反映了西部開拓者們的觀點,有時也反映了城市,尤其是小城鎮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觀點。
因此基辛格對20世紀美國外交史的解釋,除了運用二元對立的範式之外,還引入了傑克遜主義的因素,他認為捲入越南戰爭就是威爾遜主義者和傑克遜主義者共同推動的。“傳教士般的狂熱加上惟我獨尊的態度———即,甚至不能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待這個世界,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球主義和傳教士般衝動的致命結合,從而將美國推入越南。”越南戰爭的泥淖導致威爾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聯盟所形成的冷戰共識的破裂,促使老羅斯福的對外政策理念再度復興。“在這歷史共識的廢墟之上,理查德·尼克松擔當了推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任。”基辛格認為,尼克松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漢密爾頓主義的傳統,即有意識地利用、操縱均勢以服務於美國利益,“尼克松尋求迴歸美國外交政策的漢密爾頓主義基礎,即,國家利益優先,以此來團結美國人民。”雖然,基辛格認為“尼克松的政策中有著強烈的威爾遜主義特徵。… …但是,尼克松的政策自始至終的主題都是將美國的政策與美國利益、美國利益與美國的能力相聯繫。”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基礎具有“典型的漢密爾頓主義”特徵。基辛格將尼克松政府的對外政策與美國外交傳統相聯繫的努力無疑有著回擊批評者的意圖,批評者們將尼克松政府的政策等同於名聲不好的歐洲大陸的現實政治。基辛格試圖為尼克松及其政策尋求美國傳統的合法性。不管基辛格的意圖如何,基辛格的確道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尼克松-基辛格的對外政策已經成為美國外交傳統的一個部分。
由此可見,在從冷戰到本世紀之初的半個世紀歷史進程中,隨著戰略環境的變化,基辛格對美國外交傳統的批評與認識也在發生變化,但是不變的是他基於現實主義理論的國家利益觀的基本內核。因此,如果不用有點簡單化嫌疑的現實主義或者理想主義範式,而使用米德的四個學派的劃分標準,基辛格應當歸為米德所認為的傑斐遜主義傳統,而不是基辛格自己更傾向於認為的漢密爾頓主義傳統。當然,基辛格不僅關注傑斐遜主義者念念不忘的美國利益與安全,他也更願意採取漢密爾頓主義者所提倡的通過構建、參與海外均勢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的利益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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