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個無限崇拜皇權的民族，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認為宇宙天地，天最大，人的生老病死、富窮貴賤都是天的安排、天的旨意，所以有一說：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在人間，又由誰來傳授天的旨意呢？皇帝也，故謂天子。二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統治養成的奴性，從最初一統天下的秦王朝建立以來，所有治國安邦的文化、哲學、思想的渲染、推演儘管帶著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裝飾、臉譜，但它最終的目標總是射向同一個圓點：皇帝。順民的習慣性已成原始狀態，對皇位與中心的景仰，已與空氣一樣讓生靈順應。所以，皇帝所到之處，山呼萬歲。
中國文學史上，以文字形式，白紙黑字，對以上形制倒行逆施、敢於說不、甚至視如糞土的，雖然鮮見，但也不是難覓蹤影。一是《水滸傳》，我們不是看它描寫宋徽宗如何荒淫，如何玩妓女，或像有的古典小說描寫皇帝如何殘暴，如何要引以為戒以延長統治壽命，而是看它對皇帝、皇位、皇權的蔑視、褻玩：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我想，凡是中國人都知道“鳥”字在漢字中的含義，而決不會像西洋人理解成“像大鵬一樣的位子”。你要罵人，還要怎麼罵？一個“鳥”字還不夠嗎？
假如你是皇帝，有人呈上信箋，說“你坐的是鳥位”，你會一笑置之、不予理會嗎？當然，皇帝對《水滸傳》一書也只能不予理會，因為從來也沒人知道它是誰寫的，所謂施耐庵原作，羅貫中改寫，藝人不斷增補，也都是後人杜撰的，有何鐵證？抓不到作案人，你能咋地？也只有自己憋死。
還有一部書，就是《紅樓夢》。《紅樓夢》中對皇帝的惡毒咒罵比之它的先師《水滸傳》有過之而無不及，最明顯的有兩處：一是在第十六回處，寶玉為回敬黛玉饋贈的從揚州老家帶來的禮物，將北靜王在秦可卿喪儀上相贈的一串鶺鴒念珠轉送心愛的表妹黛玉。黛玉擲還一邊，看都不看一眼，嘴裡嘣出一句：“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不管黛玉知不知道這串念珠的來歷，作者可是在書中明明白白交代清楚，它是皇帝親賜給北靜王的物件，黛玉竟然蔑視皇帝親賜的東西。第二處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就是鴛鴦被逼嫁賈赦做小，鴛鴦寧死不從，賭咒發誓道：“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這個寶皇帝不管指的是誰，蔑視皇帝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假如你是皇帝，有人呈上文書，罵你是“臭男人”，你會寬容大度一笑置之嗎？除非你是白痴皇帝。所以，皇帝看了《紅樓夢》發怒也沒轍，因為查不到誰寫的。如果有人舉報說是當年江寧織造曹寅的孫子寫的，皇帝下詣查辦，結果曹寅兩個兒，一個雖有孫子，但官做到副州長，根本就是個祿蠹官迷，哪有本事寫書？另一個斷後，沒留下一男半女，寫書就無從談起。那書上留下的“曹雪芹”三字是誰呀？實在查無此人，是作者或批書人故弄狡獪，用的化名，糊弄皇帝你老人家的。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如果是在明末清初動盪的時局中，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對封建專制體制的黑暗與腐朽進行無情鞭撻還是很正常的。而在盛世乾隆時期，安坐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在社會一片歌功頌德聲中，這麼露骨地大罵皇帝很讓人感到匪夷所思。那些把《紅樓夢》作者張冠李戴給曹寅的孫子曹雪芹的曹學家們卻不管這些，在他們看來，曹寅之孫這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有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雄氣概。在曹學家們已經喪失理性分析的時候，民間研紅者卻是客觀冷靜的。我的朋友求知不倦說：“就憑西山曹雪芹有眾多皇室宗室的朋友這一點，曹雪芹沒有罵皇上的思想基礎，一個只想拿書去‘換南酒燒雞’的人，會是一個先進的‘民主戰士’嗎？”
研究一部文學作品的思想，必定要了解誕生這部作品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人文環境。乾隆時期政治、社會環境已經趨於安穩，萬物復甦，百廢正興，是大清統治年代的強盛期、輝煌期，同時也是文化管制最嚴厲的時期，文字獄事件是有清一代之最。利用小說來罵皇帝，尤其是《紅樓夢》這樣的鉅作，在乾隆時期不具備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鄙視皇權、詛咒權力只有到了天下動盪，官逼民反的兩極分化時期，才會頻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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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點、新視角，同一部紅樓夢，不一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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