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个无限崇拜皇权的民族，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认为宇宙天地，天最大，人的生老病死、富穷贵贱都是天的安排、天的旨意，所以有一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在人间，又由谁来传授天的旨意呢？皇帝也，故谓天子。二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养成的奴性，从最初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建立以来，所有治国安邦的文化、哲学、思想的渲染、推演尽管带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装饰、脸谱，但它最终的目标总是射向同一个圆点：皇帝。顺民的习惯性已成原始状态，对皇位与中心的景仰，已与空气一样让生灵顺应。所以，皇帝所到之处，山呼万岁。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字形式，白纸黑字，对以上形制倒行逆施、敢于说不、甚至视如粪土的，虽然鲜见，但也不是难觅踪影。一是《水浒传》，我们不是看它描写宋徽宗如何荒淫，如何玩妓女，或像有的古典小说描写皇帝如何残暴，如何要引以为戒以延长统治寿命，而是看它对皇帝、皇位、皇权的蔑视、亵玩：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我想，凡是中国人都知道“鸟”字在汉字中的含义，而决不会像西洋人理解成“像大鹏一样的位子”。你要骂人，还要怎么骂？一个“鸟”字还不够吗？
假如你是皇帝，有人呈上信笺，说“你坐的是鸟位”，你会一笑置之、不予理会吗？当然，皇帝对《水浒传》一书也只能不予理会，因为从来也没人知道它是谁写的，所谓施耐庵原作，罗贯中改写，艺人不断增补，也都是后人杜撰的，有何铁证？抓不到作案人，你能咋地？也只有自己憋死。
还有一部书，就是《红楼梦》。《红楼梦》中对皇帝的恶毒咒骂比之它的先师《水浒传》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明显的有两处：一是在第十六回处，宝玉为回敬黛玉馈赠的从扬州老家带来的礼物，将北静王在秦可卿丧仪上相赠的一串鶺鴒念珠转送心爱的表妹黛玉。黛玉掷还一边，看都不看一眼，嘴里嘣出一句：“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不管黛玉知不知道这串念珠的来历，作者可是在书中明明白白交代清楚，它是皇帝亲赐给北静王的物件，黛玉竟然蔑视皇帝亲赐的东西。第二处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是鸳鸯被逼嫁贾赦做小，鸳鸯宁死不从，赌咒发誓道：“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这个宝皇帝不管指的是谁，蔑视皇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假如你是皇帝，有人呈上文书，骂你是“臭男人”，你会宽容大度一笑置之吗？除非你是白痴皇帝。所以，皇帝看了《红楼梦》发怒也没辙，因为查不到谁写的。如果有人举报说是当年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写的，皇帝下诣查办，结果曹寅两个儿，一个虽有孙子，但官做到副州长，根本就是个禄蠹官迷，哪有本事写书？另一个断后，没留下一男半女，写书就无从谈起。那书上留下的“曹雪芹”三字是谁呀？实在查无此人，是作者或批书人故弄狡狯，用的化名，糊弄皇帝你老人家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如果是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局中，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体制的黑暗与腐朽进行无情鞭挞还是很正常的。而在盛世乾隆时期，安坐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在社会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这么露骨地大骂皇帝很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那些把《红楼梦》作者张冠李戴给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的曹学家们却不管这些，在他们看来，曹寅之孙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在曹学家们已经丧失理性分析的时候，民间研红者却是客观冷静的。我的朋友求知不倦说：“就凭西山曹雪芹有众多皇室宗室的朋友这一点，曹雪芹没有骂皇上的思想基础，一个只想拿书去‘换南酒烧鸡’的人，会是一个先进的‘民主战士’吗？”
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必定要了解诞生这部作品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乾隆时期政治、社会环境已经趋于安稳，万物复苏，百废正兴，是大清统治年代的强盛期、辉煌期，同时也是文化管制最严厉的时期，文字狱事件是有清一代之最。利用小说来骂皇帝，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巨作，在乾隆时期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鄙视皇权、诅咒权力只有到了天下动荡，官逼民反的两极分化时期，才会频繁出现。————————————————————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閱讀更多 吳氏紅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