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25歲這年，大清帝位一下子落在了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弘曆的肩上，踩著雍正留下的厚厚家底，開始了他長達60餘年的國家治理。
理政之初，雖然大幅度調整雍正時期的政策，但在高層人事方面卻未有重大改變。乾隆對此說：“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清實錄》然而雍正留下來的兩個重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儼然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大派系。
“高宗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嘯亭雜錄》乾隆後來對此總結說：“我早年對這些事情心知肚明，但是一時迫不得已盡用這些班底。”《清實錄》 對此局面，他儘量搞政治平衡的同時，儘快搭建政治班底。
清高宗乾隆（1711年——1799年）
有一次，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想叫被罷官的張照擔任。但是那一段時間鄂爾泰有事沒能上朝，只有張廷玉在自己身邊，而張照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乾隆“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
幾年後鄂爾泰去世，乾隆重用提拔了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列於張廷玉之前，一年後，又命“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是上宣佈，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讓他退居二線。
史載訥親“訥人亦敏捷，料事每與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以私，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痕跡”《嘯亭雜錄》之後的訥親日益膨脹，主持吏部和戶部實務時得罪許多督撫，後來督師金川，因戰爭失敗而被處死，其中本質原因就是最終沒處理好與乾隆和眾權貴的關係。新皇帝不僅手腕強硬，極端聰明的情商，讓官僚集團愈來愈畏懼這個年輕帝王。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修理太廟所用的“慶成燈”，申請領銀300兩和200串錢，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但精細的乾隆覺得“此燈不過略為粘補修理，何至用銀過如許之多？”工部官員以為皇帝不懂工部業務含混敷衍說：這筆錢是預支的，將來按使用報銷，剩餘的交回。誰知新皇帝登基以來，雖然日理萬機，卻日夜提防臣下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為此乾隆小題大做，整個工部衙門全部被降罪。尚書、侍郎或被調離，或被降級，最僥倖的也受到罰俸。此事一出，滿堂朝臣無不震驚惶悚，再也不敢輕視乾隆。一位御史曾大膽指出他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的弱點：“ 臣蠡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就是說，自古以來做臣下的都擔心皇帝不英明，可是當今的皇上卻讓人擔心太過聰明。
乾隆繼承雍正性格最全面
不僅如此，乾隆早期的勵精圖治非常有恆，儒學的深度滋養，讓這個年輕皇帝做事有規律，恪守儒家行為規範。乾隆五年，（1740年）由於接連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患上了重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上奏請減少工作量，“寡慾以養身，握要以圖政，保養精神。”不料乾隆反而批評這名御史說，暑去寒來，人的身體不適應也很正常，至於因為自己累與不累，就將國家政務，不親自去做，越來就會越鬆懈。”《清高宗實錄》
乾隆十二年（1747）春天，他寫了大量的求雨詩作：“正月望雪，繼望雨，二月以後雨而少慰。三月十五前後復望雨，下旬至四月初，雨足而大慰”《諭制詩初集》這些拳拳之心都體現他早年期盼風調雨順，國富民強的心情。“朕於各省雪雨情形，民食攸關，無時不為繾念。”與此同時他極端重視賑災救荒，每年各省申報夏收、秋收的成數，他幾乎都要寫成詩，苦口婆心告誡官吏，要體恤民情，盡心救災。
與雍正相比，乾隆早期澄清吏治，懲治腐敗的力度比雍正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反腐從細節抓起，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打著土特產旗號相互饋贈，為此他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與此同時要求督撫公款吃喝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宴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多年後，他又通知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這種細化到官吏家人以及工作人員，乾隆應該是第一人。
雍正時期反腐最高壓時，推行過“完贓減等之例”。規定一年之內將貪汙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能全部補上，還可以寬限一年，犯官在外可以籌款，第二年仍沒有全能補賠，犯官收監，妻子扔可以補賠。最後貪官們真正處以死刑的少之又少。
乾隆在理政的前二十三年，摒除巨大阻力，毅然決然地廢除“完贓減等之例”不管貪官家裡有多少錢，貪汙白銀只要滿了一千兩（相當於人民幣20萬元）即判處死刑，這一措施，使無數貪官被處死，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反腐嚴肅性不打折扣，是繼朱元璋懲貪後的第二個敢於全面執行死刑的皇帝。
乾隆戎裝像—盛世心態下的文治武功
總體來看，乾隆反腐成果較為明顯。封疆大吏被處理的就有三十多起，被處死刑的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官員被處死，對全面澄清吏治，打造良好的官場環境起到了重要的威懾作用，也為全面開創“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乾隆性格來看，追逐完美、風度情調都堪稱一流，終其一生他對早逝的皇后念念不忘，直到晚年還作詩懷戀，這種對愛情的堅守，在宮廷生活中的帝王很是少見。在早期不斷收攏國土面積，以一種文化大氣魄全面構建《四庫全書》打造了不乏浪漫氣息的雄才大略格局。他用了生命的四分之一巡視了自己治下的土地，親自檢驗幾十年來在他兢兢業業治理下的國家發展水平。
繼位不久，他恢復了木蘭圍場的圍獵活動，將這裡變成他回憶祖宗尚武精神的場地。
四年後的秋天，踩著厚厚的落葉，乾隆領著浩蕩的隊伍，帶著深沉的感情，基於後人接力祖業的責任感，再次前往木蘭。這次又從木蘭來到600公里外的“龍興之地”——盛京祭拜祖先陵墓，他說這是學習了康熙實錄後產生的想法：“昔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丹陵，用展孝敬。皇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乾隆的意思就是父親雍正沒來是因為脫不開身，這個使命現在落到他的手裡，一定要敬天法祖，把大清的基業繼續推向前進。此後他又先後六次去五臺山感受佛教文化，又接連八次去山東頂禮儒家文化。
六下江南後來成了他標榜自我的一件政治大事“吾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幾次下來，雖然親眼看到治下出現太多的貧窮和底層的冤屈，但他認為那不過是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小瑕疵而已。不難得出，乾隆早期，社會趨於平穩，矛盾較為緩和，隨著中後期的個人懈怠和全力逐漸追求自身美名，而將政治功業當成一己之私。加之人口驟然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包括後來逐漸嚴酷的“文字獄”都是源於乾隆對政治安全的不自信。
英國人描繪的乾隆——外交禮儀的罕見一幕
殘酷處理瘋人文字冤案，動機也是防範農民起義。隨著日趨追逐個人歷史定位，在完美性格的驅使下，追求歷史崇高聲譽他晚年最為在乎的政治大事。
首先他認為，大清在他的全面領導下，他已經將大清締造成世界型一流國家，由此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在舉行完兒子嘉慶“禪位”大典後，他和歷代君主開始比較武功、比較在位年齡，甚至比較兒孫多少，並且因為“五世同堂”而深感得意：“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復抱元孫。”此刻的乾隆認為玄孫的出生，連藩國都為之感到高興，他的福氣之大，已經超過元世祖和明太祖。並且他成了超過七十歲的皇帝年紀最長的皇帝之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因為廓爾喀求和，乾隆親自撰寫《十全武功記》，將即位以來的十次戰爭拼湊為十全武功，實際上，這所謂的十全拼湊得十分勉強。十次有四次是失敗的，而且對金川之戰勝得非常不光彩。此刻他已經不管這許多，晚年的乾隆醉心於帝王排名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乾隆用了64年的個人專制把整個時代強烈地注入了他的完美主義性格色彩。在統治六十年後，成功舉行了禪位大典，又收穫了禪讓的美名，又做到了終身保持權利。直到晚年，在白蓮教的起義後，他隱約感到或許他治下的江山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只不過他不敢接受這些嚴重後果，任何有損他的“十全皇帝”都是他極端厭惡的，甚至在鎮壓白蓮教的時刻，他焦灼到想要用“咒語”咒詛死“高天德、苟文明”兩個白蓮教首領。
他絕對不會想到，在他的時代之後，大清就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其慘狀痛苦也創造了歷史之冠。
史料來源《清史稿》、《清高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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