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軸心時代中國文化到底經歷了什麼?讀《古代宗教與倫理》

三代以及三代之前兩次大轉變

顓頊帝改革

周公制禮作樂

——蘭初君

此篇文章是最近參加一讀書會時的“作業”,現在整理出來,分享之。

一、什麼是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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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貝爾斯認為,在經歷了史前和古代文明之後,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和公元前800-200年的精神過程中,在世界範圍內集中出現了一些最不平常的歷史事件。這就是:

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諸子百家出現了,和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從懷疑主義、唯物主義、到詭辯派、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

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

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和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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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使得這一時期成了世界歷史的“軸心”,從它以後,人類有了進行歷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直到近代,“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

雅斯貝爾斯指出,在所有的地方,軸心時代結束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融化、吸收或淹沒了古代文明。與軸心期的光輝相比,之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紗。

雅斯貝爾斯只是陳述了一個他認為的結果,但是人類是怎樣突破的,以及突破的動力在哪裡?雅斯貝爾斯並未提及。

總的來看,軸心時代的突破,無論是中國,印度,伊朗、巴勒斯坦還是希臘,都表現出一種統一的氣質,就是宗教倫理化,神性的威嚴因此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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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這次就聚焦於中國軸心時代的突破,尤其是深刻影響中國人思想的儒家思想,它的突破和演變過程。

孔子及其早期儒家思想的形成,不是他們憑空想出來的,而是有著深厚的土壤,沒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孕育的文化氣質,孔子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描述中國文化的結構,不要僅僅侷限在軸心時代,而是要更向前追溯,尤其是對於儒家思想的起源來說。

二、從人類學的兩個概念入手

大傳統與小傳統

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鄉民社會與文化》一書中,提出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區分,用來說明比較複雜文明中存在兩個不同層次的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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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統是社會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記載的文化傳統;

§小傳統是鄉村社區俗民(folk)生活所代表的文化傳統。

通俗點講,大傳統就是精英文化,小傳統就是俗民文化。

這個分析框架適合分析古老文明社會,因為這些社會中,上層文化、經典文化比較突出,與下層文化的距離比較大。

而在文化的早期階段,大小文化的分離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標誌,因為一個複雜文明的特色主要是由其大傳統決定的。

大傳統與小傳統分離的標誌主要有以下幾個:階級的分化、國家權力與統治者的形成、權力管理、神職人員的職業化、文字形成。因此大小傳統的分離和國家的誕生通常是同步的。

文化模式

文化人類學有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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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是美國人類學家,《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創造的,她在研究北美印第安部落時,使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為兩種對比性的文化模式。

日神精神是阿波羅的法則,是理智的、邏輯的、道德的;酒神精神是狄奧尼索斯的狂醉,是感性的、狂放的、迷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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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神VS酒神

這個區分簡單粗暴,而且人類社會的複雜是不能靠僅僅這兩個對比模型可以概括的。

但是這個概念在分析殷商——宗周的氣質不同,可謂再適合不過了。因為夏代相對於商代和周代來說,沒有留下文字資料,而且相關考古學證據還有疑惑,對這個朝代精神氣質的分析,就屬於玄學,不再論述範圍。

殷商的文化氣質就接近於酒神文化。而周代的文化氣質就接近於日神精神。

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分離,殷商氣質和宗周氣質的巨大差異,把三代以及三代之前的遠至龍山文化時期,分成三個文化時期,分別是: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禮樂文化。

三、巫覡文化

巫,《說文解字》上說: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和覡本質上沒有區別,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巫和巫術的起源

原始社會時期,先民們由於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求取生存,他們在同大自然作鬥爭時常常感到軟弱無力, 對很多自然現象都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於是在冥冥之中感覺到在人類之外還存在著一個超自然的世界, 有 一種神靈和魔力在支配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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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看來, 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神秘莫測, 生活中的得失成敗似乎都和某種神力有關, 於是產生了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影響自然力 ,並且藉助這種自然力來改變現實生活的想法。

巫術是企圖對某些人或某些事物進行施加影響或控制,以實現某些特殊的行為與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結果。

顓頊帝的宗教改革

《國語·楚語下》有段記載: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無相侵瀆。”

少皞時期,人人都可占卜,隨著社會的日漸複雜,社會整合和秩序就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但人人可占卜,人言龐雜,社會秩序就難安定,人們無所適從,極為不便。

後來到了顓頊時代,實行宗教改革,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壟斷祭祀,只有自己任命的祭司才可以傳達神的旨意,危機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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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類學的研究也印證了《國語》這段話並不是先人憑空捏造的,在弗雷澤(《金枝》作者)的研究中:在原始巫術盛行的後期,個體巫術開始逐漸減少, 而公共巫術卻日益增多 。

巫術和宗教的區別

弗雷澤(《金枝》的作者)認為,巫術,對待神靈是利用,只要他們掌握了適當的儀式和正確的咒語,就能夠控制神靈,讓神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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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則不然,宗教包括兩部分:對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討其歡心、使其喜怒的種種企圖。

宗教與巫術有明確的界限,巫術是藉助人的力量通神,也就是人來使喚神靈;

而宗教,在神靈面前,人是沒有資格使喚的,只有向神祈求,信神而不是差使神。這是宗教和巫術最大的不同。

從巫術發展到宗教

日久天長,對於巫術所固有的謬誤和無效的認識,那些更精明的人類察覺出:巫術並不能讓他們獲得希望的結果,這就引起了一個緩慢而巨大的革命。人類第一次認識到自己是沒有辦法左右某些自然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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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小人就是典型的巫術

這是人類首次對於自己無知和無力的反思,對於這種人類無法掌握的力量,人類的態度就發生了改變,開始從利用到膜拜,這也就是從巫術到原始宗教到轉變。

四、祭祀文化

因為夏朝資料到缺乏,從殷商開始。

《墨子·明鬼》記載,先王之書,湯之官醒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尚書》上也有此記載,從這裡推斷,商代的巫術,表現為以歌舞侍奉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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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本身就是全國最大的祭司

問題來了,那時中國的巫,是原始意義上的巫術,還是摻雜著巫術的宗教呢?

根據存世文獻的記載,殷商時期的巫,他們專門驅邪、預言、卜卦、造雨,有的巫師善歌舞。

中國那時的巫,比較接近於通古斯語族中的薩滿,所謂薩滿(Shaman),雖然像所有醫士一樣治病,像所有巫師一樣表演奇蹟,此外他也是祭司,詩人。MirceaEliade在《薩滿主義》給其下了一個定義:薩滿等於狂迷的技術,薩滿是神迷入狂的大師。與其他形式的巫術和宗教並存,不會完全佔據宗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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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滿

但是那時中國的巫有自己的特點,薩滿的本意是狂迷者,中國三代中巫沒有狂迷的記載,薩滿狂迷表示他們在通天,而根據傳說,早在顓頊時代,就沒有人能通天了,而主要是祭祀。

總結

從古史數據和人類學理論來看,三代以上,三皇五帝時代的巫覡已比較接近於溝通天地人神的薩滿。而夏商三代的巫雖帶有上古巫覡的餘跡,但已轉變為祭祀文化體系中的祭司階層,其職能也主要為祝禱祠祭神靈,而非巫術。

三代古巫的記載出現在文字產生之後,這時中國文化已經歷了原始發育的很長一個過程,神靈的觀念早已出現,獻祭媚悅神靈的行為已成為文化—宗教的重要形態,原來部落的公共巫師已轉變為祭祀文化結構中的一個角色,早期的巫覡文化已經演進為祭祀文化。

五、禮樂文化

甲骨文中,商朝人稱自己是“大邑商”。而後來的周人稱自己為“小邦周”,

這一方面是表示周人的謙虛,另一方面何嘗不是曾經強大的殷商,卻亡於周族之手。這給周人的刺激呢。

周人為了自己統治的長治久安,一定會積極吸取殷商滅亡的教訓。表現出來的就是周公的一系列改革。

殷商的君主已有君權神授的觀念,如紂王篤信天命,聲稱“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周人以小邦戰勝了大邦殷商,使得他們對於天命的看法發生了重大改變,也就是,天命對一朝君王的眷顧不是永久不變的,即所謂“天命靡常”。天命眷顧的久暫與人的行為的道德屬性之間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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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是不可捉摸的皇天上帝的意志,西周時上帝或者說天就被由人間社會投射去的人民意志所形塑,上天的意志不再是喜怒無常的,而成了民意的終極支持者和最高代表。

正是在這一信仰的推動下,周公主持了後世稱為“制禮作樂”的一系列改革,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1、由神治轉為人治

殷商曆代王,無論大小事都要占卜,而且花費了大量物資來取悅神。與之相對應,周初提倡“敬德保民而王”的人本主義思想,合法性不再依賴看不見摸不著的宗教權威,而是尋求現實的人間力量,與族權相結合。

2、由兄終弟及+父死子繼變成嫡長子繼承製

商代大部分時間是“兄終弟及”,有仲丁之後的“九世之亂”,周公攝政七年還政成王,從此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

加上以姬姓為主的分封制,確立了以周天子為頂尖的、諸侯、大夫、士依次降低的社會結構,使得宗統與君統合二為一,而周禮就是在這一制度的基礎上衍生出來

3、由先鬼神道先禮

商人對神靈和鬼神是很虔誠的,但是並沒有保證商王朝長治久安,周初統治者吸取教訓,祭祀中仍然敬重鬼神,但遠離鬼神,在祭祀制度中注入了“敬德保民而王”的人文內涵與理性精神。(詳見《周禮》)

§總結:由周公思想及西周宗教—政治文化的發展來看,後來在儒家思想中所發展的那些內容,在周公及西周思想中早已開始生長,甚至可以說,西周思想已經為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母題,造就了若干基礎,提供了若干有規範力的導向。

《尚書》被儒家奉為經典,決不是偶然的,二者間有著內在的承繼關聯。如果說西周的政治文化可以概括為“崇德貴民”(崇德即敬崇德行,貴民即重視人民的願望),西周的宗教文化可以在類型上歸結為天民合一的天命觀,那麼,後來在中國文化歷程中體現出來的道德人文主義的精神氣質可以說在此基礎上正在逐步形成。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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