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有元一朝，德運所屬從來沒有被朝廷正式討論過，從中可以看出兩宋對“五德終德說”消解的影響力。脫脫的“三國各與正統”也罷，南宋舊臣的“挈大宋之編年”也罷，其爭鳴中只見正統不見德運，而正統本身也不再是一件關乎國體之事。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功業面前，蒙古人對論證自身天命所屬之力並不上心，眾士人之間的正統之爭背後已然與元朝無關，倒更像是希望在元朝大一統的語境下，為各自的祖先爭取最後一絲尊嚴。
五行德運直到元朝滅亡時才重新被人所重視，只是重視它不是不是蒙古人，而是反抗蒙古人統治的漢人。元朝末年迎來了聲勢浩大的紅巾軍起義——與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一樣，紅代表了火德，而這正是宋朝所屬之德運。不過朱元璋在雖以火德自居，但只在起兵初期將其作為號召南宋遺民的旗號，當其真正匡平天下、建立明朝時，卻開始極力強調大明江山取之而亂世群雄而非元朝。在與群臣探討元朝滅亡故事時，朱元璋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候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從“不得已起兵”到“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再到“取天下於群雄之手”，基本撇清了明朝與元朝的聯繫。而對於自身何以得天命，朱元璋也有著自己的見解：“傳稱唐虞禪，夏後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眾；武王伐紂，受賴西師。至於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徒眾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
朱元璋這兩段話中隱藏了三層意思。第一，明朝的天命正統不需要通過元朝的禪位證明，明朝的建立也不需要在時間上與元朝的滅亡相吻合；第二，明朝的天命立足於其“東征西討，削除渠魁”的功業，而這一功業之所以偉大，除了朱元璋最終統一天下之外，更在於其出身寒微，這幾乎讓人不由得不想到司馬遷歌頌劉邦“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的語句。朱元璋的天命基礎其實正是嬴政所提出的“功業理論”。只是經歷了千餘年的理論嬗變，明人對功業的理解，自然遠較秦人要複雜得多。
然而，在這兩點的背後還隱藏了第三層意思：朱元璋在構建自身天命之時，對於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沒有夷夏之防。也就是說，元明易代只是一次普通的王朝嬗代而非民族革命，朱元璋非但不將元朝君主視為蠻夷，反而一再通過詔書確定元朝的正統性，宣稱“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可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已經不再是遼、金、元諸朝聊以自慰的理論，更是漢人的通識。
五代之後，中原先後經歷了宋遼對峙、宋金對峙，最終一統於元，如此混亂的局面卻非但沒有醞釀出隋唐時期對“五德終始說”的狂熱迷戀，反而孕育出了絕統理論與無統理論，這不啻為整個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天命依然在中原大地傳承，但箇中的玄學色彩已經越來越淡薄，而更多以文治武功的現世功業為基礎。從這一角度來看，宋朝的“王者大一統”與明朝的“東征西討，削除渠魁”一樣都只是秦朝“功業理論”的延伸。
元朝不正德運，明朝中後期民間雖然再次出現了火德與土德之爭，但已經不再為朝廷所重視。直到明末李自成建立大順，這才又以水克火之由，以水德王。從歷史進程來看，水德的大順的確滅亡了似乎正火德的明朝，但也僅此而已，因為很快中原大地便要迎來一個全新的帝國：清朝。乾隆年間，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也即是乾隆帝——再一次對“五德終始說”做了一次定論：
“五德之運，說本無稽……自漢儒始言五徳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後更流為讖緯，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興，皆由積徳累仁，豈遂五行之生克？而服御所尚，自當以黃為正，餘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黃，不侈陳五徳之王，其義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漢魏以後之陋說。”在文治武功面前，一個傑出的皇帝絕不會願意將天命正統寄託在“五德終始說”，這大約正是強者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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