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有元一朝，德运所属从来没有被朝廷正式讨论过，从中可以看出两宋对“五德终德说”消解的影响力。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也罢，南宋旧臣的“挈大宋之编年”也罢，其争鸣中只见正统不见德运，而正统本身也不再是一件关乎国体之事。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功业面前，蒙古人对论证自身天命所属之力并不上心，众士人之间的正统之争背后已然与元朝无关，倒更像是希望在元朝大一统的语境下，为各自的祖先争取最后一丝尊严。
五行德运直到元朝灭亡时才重新被人所重视，只是重视它不是不是蒙古人，而是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汉人。元朝末年迎来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一样，红代表了火德，而这正是宋朝所属之德运。不过朱元璋在虽以火德自居，但只在起兵初期将其作为号召南宋遗民的旗号，当其真正匡平天下、建立明朝时，却开始极力强调大明江山取之而乱世群雄而非元朝。在与群臣探讨元朝灭亡故事时，朱元璋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从“不得已起兵”到“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再到“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基本撇清了明朝与元朝的联系。而对于自身何以得天命，朱元璋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传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然成汤革夏，乃资毫众；武王伐纣，受赖西师。至于汉高，虽起徒步，尚藉亭长徒众所附。上不阶寸土一民，呼吸响应，以有天下，方册所载，未之有也。”
朱元璋这两段话中隐藏了三层意思。第一，明朝的天命正统不需要通过元朝的禅位证明，明朝的建立也不需要在时间上与元朝的灭亡相吻合；第二，明朝的天命立足于其“东征西讨，削除渠魁”的功业，而这一功业之所以伟大，除了朱元璋最终统一天下之外，更在于其出身寒微，这几乎让人不由得不想到司马迁歌颂刘邦“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语句。朱元璋的天命基础其实正是嬴政所提出的“功业理论”。只是经历了千余年的理论嬗变，明人对功业的理解，自然远较秦人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这两点的背后还隐藏了第三层意思：朱元璋在构建自身天命之时，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没有夷夏之防。也就是说，元明易代只是一次普通的王朝嬗代而非民族革命，朱元璋非但不将元朝君主视为蛮夷，反而一再通过诏书确定元朝的正统性，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可见“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已经不再是辽、金、元诸朝聊以自慰的理论，更是汉人的通识。
五代之后，中原先后经历了宋辽对峙、宋金对峙，最终一统于元，如此混乱的局面却非但没有酝酿出隋唐时期对“五德终始说”的狂热迷恋，反而孕育出了绝统理论与无统理论，这不啻为整个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天命依然在中原大地传承，但个中的玄学色彩已经越来越淡薄，而更多以文治武功的现世功业为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宋朝的“王者大一统”与明朝的“东征西讨，削除渠魁”一样都只是秦朝“功业理论”的延伸。
元朝不正德运，明朝中后期民间虽然再次出现了火德与土德之争，但已经不再为朝廷所重视。直到明末李自成建立大顺，这才又以水克火之由，以水德王。从历史进程来看，水德的大顺的确灭亡了似乎正火德的明朝，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很快中原大地便要迎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清朝。乾隆年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即是乾隆帝——再一次对“五德终始说”做了一次定论：
“五德之运，说本无稽……自汉儒始言五徳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后更流为谶纬，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徳累仁，岂遂五行之生克？而服御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徳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在文治武功面前，一个杰出的皇帝绝不会愿意将天命正统寄托在“五德终始说”，这大约正是强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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