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华中地区党人已先后策动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徐锡麟安庆之役、秋瑾绍兴之役，1908年熊成基安庆新军之役，然皆告失败。长江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打击，转告沉寂。此即黄兴南下支持孙中山所策动两广、云南革命之因由。然华中成员对于中部革命，仍然锲而不舍。
武昌起义
时共进会及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谭人凤活动下，于1911年9月联合，准备由所属新军策动武昌大举。领导人物为共进会的孙武及文学社的蒋翊武，并获长沙焦达峰同意响应。至10月9日，由于孙武于汉口租界制造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武昌当局注意，并捕杀新军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及杨宏胜三人。新军人人自危，遂于10月10日晚7时，由工程营熊秉坤率领同志起义，打出第一枪，继而攻占军械局，取得军火，攻陷湖广总督衙门，瑞澂出逃。新军统领黎元洪及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和民政长，武昌起义遂告成功，全国各省蜂起响应，计共15省宣布独立。
熊秉坤
黎元洪
至于上海方面，由擅长组织及工于谋略的陈其美进行活动，联络江浙党人，终于促成辛亥武昌起义后上海之光复，孙中山誉称陈其美光复上海为“影响于全国最大者”，此因上海光复，遂得进取南京，使革命大局得以维持。
武昌起义成功，证实宋教仁主张于长江流域发动中部革命策略的正确，相对于孙中山所策动华南边区起义的香港模式及河内模式，宜将其称之为武汉模式。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时期所策动之武装起义多以城市为基地，为起义地点。此因城市为新知识群体接受新式教育所在地。故本文缕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之武装起义，以城市革命视角观之。就革命领导层所讨论之起义策略而言，遂有首都北京发难之中央革命，起事长江之中部革命，举兵两广、云南之边省革命。结果上策难行，下策失败，而最终中策成功，促成清朝败亡，而中华民国亦由此而诞生。
（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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