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蘇軾的論說文裡，幾乎每篇都有“君子”字眼，一篇簡短的論文中，甚至有多個“君子”詞彙出現。例如，他的《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總字數為846字，“君子”出現4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僅僅697字，就出現“君子”一詞7次；《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981字，“君子”一詞出現了8次；《大臣論》有1442個字，出現“君子”的地方有13處。學術界對蘇軾的文學思想研究比較多，但是對其作品中的君子思想，進行文學、倫理、哲學和政治的關聯綜合研究，值得進一步加以挖掘和擴展。
“君子”一詞的用法
蘇軾眼中的“君子”，繼承儒家的傳統見解，基本上是道德高尚的含義。君子的稱呼，是對道德高尚的讚譽。例如，他的《順濟王廟新獲石記》指出：“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但是，實際的運用也有多種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君”是對人的尊稱。蘇軾的《墨君堂記》裡指出稱呼中“公、君、爾、汝”，都有分別：“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
“先君子”是對已故父親的稱呼。蘇軾的《靈壁張氏園亭記》說:“蓋其先君子之澤也。”
“後有君子”是對未來賢達的稱呼。蘇軾的《陳公弼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隱君子”的說法，蘇軾特指那些隱居的賢良之士，他們離群索居，行蹤不定，是值得尋覓的資源。他在《超然臺記》指出：“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蘇軾在《蓋公堂記》裡說：“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
“古之君子”“後之君子”和“後世君子”，蘇軾指出“古之君子”是恪守儒家倫理的典範，“後之君子”“後世君子”則偏離了儒家正統的君子之道，實質上是小人、偽君子。蘇軾的《伊尹論》指出：“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
君子的涵養和風範
君子追求仁義，仁義為君子之本。蘇軾認為君子之善在於仁義，不能見利忘義，應該立場堅定，不能動搖。他在《思堂記》指出：“君子之於善也……臨義而思利。”仁義的主張，在於堅持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與人交往的時候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蘇軾的《劉愷丁鴻孰賢論》強調：“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
仁義道德應該落實到君子行為和性格之中。蘇軾的《屈到嗜芰論》認為君子之本在於仁義：“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
無論一個人是否能夠做官，心存仁義是不能缺少的。蘇軾在《靈壁張氏園亭記》裡指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個人的性格，可以看出仁義的遵守情況。蘇軾充分發揮了孔子“剛毅木訥,近仁”之說，特作《剛說》提到：“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君子嚴守禮儀。君子的修養在於他們能夠認真執行儒家的禮儀規範，表現得文質彬彬，行為得體。蘇軾在《禮義信足以成德論》指出：“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君子以信天下之惑……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君子之所以能夠外表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就在於內心有道德責任感、使命感、羞恥感。蘇軾《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強調：“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對當時不讀聖賢書籍十分惋惜，強調君子知書達禮，“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蘇軾對君子有很高的期望，他在《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指出：“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
蘇軾追尋君子足跡，效法君子行為。蘇軾在《南行前集敘》裡描述了他對古代君子的懷念和崇敬：“賢人君子之遺蹟，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蘇軾在《范文正公文集敘》裡發思古之幽情，表達對古代君子的敬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同時，對范仲淹的君子行為進行了高度讚揚，認為范仲淹是當時人們應該學習的楷模：“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蘇軾《范文正公文集敘》)
君子效忠國家。蘇軾以一個宋代官員的身份，通過文學作品，表達了君子兼臣子應該忠誠服務國家的理念。作為社會成員，君子應該奉獻於社稷，以實現為國家利益的遠大抱負，個人的升遷、境遇，都不應該加以過多思慮。雖然君主不一定能夠採納進諫，但是忠臣為了國家的安危，仍應當直率建議，表達赤膽忠心。君子應該為國家建功立業，造福民眾。作為社會管理階層的士大夫，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為官一地，造福一方。蘇軾的《既醉備五福論》指出：“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
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係上，應該首先考慮國家利益。蘇軾的《滕縣公堂記》開宗明義地指出，君子為官應該實踐儒家的君子之道，應該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捨棄個人貪圖享樂的私慾：“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一個有遠大理想的人，一開始就以天下為己任，雄心勃勃，兢兢業業，堅定個人的正確選擇。蘇軾的《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認為：“君子之慾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
君子敢於直言不諱。在奸臣當道的情況下，一個君子官員心地坦蕩，忠於國家，主動上諫，不顧個人利害甚至身家性命。蘇軾在《明君可與為忠言賦》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蘇軾的文章，多次談到一個君子、士大夫、讀書人，應該在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環境下不忘為國憂慮的情懷，主張君子是志士仁人，應該至死不渝地為社稷貢獻，他的《田表聖奏議敘》裡就充滿這樣的見解：“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君子逆境堅定。君子往往身處逆境，仍然潔身自愛，受到小人排斥，仍然堅定信念。蘇軾尋訪了屈原廟，觸景生情，萬分感慨，對君子的遭遇進行了深入思索。蘇軾在《屈原廟賦》中指出：“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
歷史上往往出現小人得勢的局面，讓君子備受排擠，十分尷尬、難受。蘇軾仔細分析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蘇軾《大臣論》)
小人結黨營私，唯利是圖，形成了頑固勢力，往往在朝政上佔據上風，以致小人屢屢受寵：“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複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儘管君子備受排擠，經受磨難，但是出於道義和責任，君子堅定信心，一定能夠戰勝小人。蘇軾認為：“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蘇軾《大臣論》)
君子知足常樂，超然世外。生活之中處處可以發現快樂，超然於物外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蘇軾的《超然臺記》主張：“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餘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心境愉悅，不依賴外物瑣事，才能真正開心，例如宴飲中有忘乎所以的快樂，就有道家老莊的情懷，蘇軾《醉白堂記》：“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
自然美景欣賞有樂。蘇軾的《放鶴亭記》記載了自然山水、四季更替的快樂美景：“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在大自然的懷抱下，飲酒作樂，自我陶醉，豈不快哉？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蘇軾《放鶴亭記》)
社會生活中開心常樂。人生的理想與現實往往並不一致，主觀願望常常因為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滿足，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和規律。因此應該隨遇而安，知足常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蘇軾《超然臺記》)作為官員士大夫的君子，應該先苦後樂，與民同樂。蘇軾在《鳳鳴驛記》裡指出：“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
樂在超脫。如果個人不依賴財富、名利、外物，快樂就到來了。蘇軾在《寶繪堂記》指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佛教能夠解脫煩惱，蘇軾《黃州安國寺記》指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私竊樂之。”
君子小人之別
自古至今君子和小人有根本差別。即使有君子的稱號，也是形形色色，有的是真正的君子，有的是假冒的君子、虛偽的君子，對此需要仔細辨別。君子與小人涇渭分明，不能混淆。蘇軾緊密聯繫實際，花費了大量筆墨，對當時朝政裡出現的亂臣賊子十分痛惡，揭露了他們假冒君子的小人行徑，認為小人當道是國家的災難，規勸皇帝能夠加以辨別。
對孔子的繼承。蘇軾作為儒家文人，鍾情於孔子的君子之道，基本思想如出一轍。其中包括：一是仁人之道。君子與小人的最大差別在於君子實行仁道。蘇軾的《論會於澶淵宋災故》：“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二是中庸之道。蘇軾的《中庸論》強調中庸之道，為君子所應該遵守：“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三是美德之道。君子是各種各樣豐富美德的化身和綜合。蘇軾的《論好德錫之福》：“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於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四是典型人物。歷史上典型的君子如顏淵、小人如桀蹠。蘇軾的《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指出：“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蹠，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
蘇軾對君子小人問題的認識，有自我的體悟，不乏個人獨到的新看法。他把道德善惡具體化、政治化、形象化，以此區分君子和小人，使此問題更好理解和識別。其中，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一是君子如嘉禾也，小人如惡草。蘇軾的《續歐陽子朋黨論》裡強調：“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二是廉貞為君子，貪狠為小人。蘇軾的《續養生論》指出：“廉貞故為君子，貪狠故為小人。”
蘇軾在《醉白堂記》中同樣強調：“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三是今昔對比，聯繫實際。蘇軾讚揚古代的君子恪守仁義道德，為國無私奉獻，是真正的志士仁人。而後來的君子產生了嚴重的異化，背離了儒家之道，自私自利，貪圖享樂，已經成為小人、偽君子了。蘇軾面對當時境遇，發思古之幽情，大力謳歌古代真正的聖賢君子，嚴厲痛斥當時小人當道，禍國殃民，不注重修身，而在乎個人仕途，一旦未能如願，就怨天尤人，誹謗國君，這樣的所謂君子是萬萬要不得的。蘇軾的《大臣論》指出：“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
蘇軾是典型的文人，其君子思想屬於儒家主流觀念。他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歷史上地位顯赫，千古流芳。他所談論的君子人格，長期地、深刻地影響了祖國千年文人和文脈。由於蘇軾在文學上的高超造詣，廣大讀書人潛移默化深受其君子之風薰陶，在老百姓身上發揮的人文教化普及和流傳作用，遠遠超過了一些思想家、哲學家。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裡，明確將蘇軾列舉為追隨歐陽修的宋儒學派。蘇軾的文學作品，超越了個人情感的纏綿，注重政治、社會和人生的思索，具有博大的胸懷、歷史的厚重，對君子小人問題的探討，就是突出的一個方面。蘇軾的文學，“在內容與題材上進一步擴大了詞的創作視野，使詞從花前月下走向了廣闊的社會生活”。
蘇軾作為傳統儒家的信奉者和傳承人，畢竟是文學家、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哲學家。他的君子論述，聯繫實際，運用廣泛，更多地側重經世致用，解決時政弊端，警示小人的危險，告誡人們應該有君子的理想、情操、氣節等，但是未免星星點點，淺嘗輒止。這是研究蘇軾君子思想時，不能迴避的。正因為如此，著名的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裡，無蘇軾的蹤影；一般通行的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對蘇軾也往往是一筆帶過。
總之，蘇軾從“君子之本”“君子之德”“君子之忠”“君子之樂”等方面，分別對君子品性進行了具體說明和實際運用，試圖在當時發揚光大仁人志士的君子之道。他根據宋代的社會和時代背景，註釋了君子的豐富內涵，具有君子思想鮮明的時代性、文化性、獨到性、體驗性，為儒家君子學說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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