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國—民”進退關係的認識
（一）民企的基本取向
如果從中央文件的書面依據來說，市場取向改革當然需要進一步地落實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新老“36條”，在“降低准入、公平競爭”方面有一系列的原則要求。但是在民間，國有經濟之外很多人士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碰到的有什麼呢？一是“玻璃門”：你看著這條路可以往前走的，但往前一走卻撞得鼻青臉腫，它是個玻璃門，看得見前面但走不過去；二是“彈簧門”：挨上去以後一下子就把你彈回來，看著是個門但還是過不去；三是“旋轉門”：走過去時，好像是真走過去了，但是一轉就轉回來了，實際境況並沒有得到改變。反正總體就是說要落實新老“36條”，還有一些具體的麻煩和困難。但取向上來說，“降低准入、公平競爭”的原則是對的，需要堅持和貫徹。在這個意義上說，民間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是要進一步給出空間、推崇公平原則的。但就這八個字的表述看，“民進”的意思並未與“國退”相伴隨，還看不出兩者就一定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二）國企的總體定位
定位問題，實質是如何公正、中肯地給國有經濟部門的必要性做出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國有部門賦予了並不簡單等同於發達經濟體國有部門的經濟職責。別的發達經濟體講國有經濟部門，就是彌補市場缺陷，所以說越少越好。像美國，國有經濟部門是很有限的。美國比較早時期的航空公司走過國有這條路，後來股份化，政府只是控制空中指揮權，航空公司是在競爭中的非國有市場主體。不少地方興建機場也引入PPP（公私合作伙伴關係），硬件、服務設施的配套等等按市場競爭方式來招投標，運作過程中提高效率，並接受政府的規劃管理。在那些地方，可能有寡頭壟斷的特點：一個機場裡面就那麼幾家餐飲業店鋪，但如果大家合謀把價格往上抬也不行，價格上有些管理。但總體來說，是民間資本來解決供給問題了。筆者1988—1989年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去考察過稱為國有經濟的美國郵政。中國現在也討論郵政裡面哪些應該是基本公共服務（是特定的公益性的，就是帶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哪些是應更多地引向市場競爭的。美國那時候就已經在郵政領域中的快遞和包裹項目上引入了民間競爭，但是平信仍然通過國家郵政系統。有一個特定的測算：平均每個郵件貼多少錢的郵票，可以使這個系統不虧損。要加上通貨膨脹因素和其他各種因素的變化，隔幾年根據情況調整一下平信應貼郵票的面值。總體來說是越調越高。每次調了以後，開始出現一段時間的賬面盈利，然後盈利越來越薄，最後變成虧損，虧損到一定程度，再次調價。總體來說賬面上從相對長的週期來看，能夠自負盈虧，如此而已。其他事情被認為不用管。
我們在中國，恐怕還不能像美國這麼簡單地考慮國有經濟功能和總體定位問題。除了處理一些自然壟斷的問題需要國有經濟的特定作用之外，還要通過國有經濟能動作用追求特定戰略目標、貫徹國家意志、實施後來居上的現代化趕超。這個後來居上絕不是簡單地做我們過去吃過苦頭的“大躍進”那種脫離實際的蠢事，是認識到在處理得好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有後發優勢，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構想就是一個把後發優勢潛力調動出來而後來居上的過程。在改革開放起點上，1980年代初，我們遠遠落後於美國這種最強大的發達經濟體，也明顯落後於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經濟，落後於我們這裡搞“文革”時人家卻大大加快發展的亞洲“四小龍”等。但是“三步走”走到未來，到2050年前後，至少要達到在世界上發達經濟體第一陣營裡面我們有一席之地，而總量上要獨佔鰲頭。現在我們在總量上已經位居第二了。小平同志當年所說的“2050年前後主要人均指標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確實非常含蓄、非常有藝術性，說起來一點也沒有咄咄逼人的印象，但是當我們在世界上排到總量老二了，人均GDP指標還排在九十八位。一旦我們的主要人均指標能夠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總量絕對是在跟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一比高下而後來居上的地位。這樣一種後來居上的趕超，特別要求國有經濟部門在貫徹國家意志、遵循經濟規律同時，要在守正出奇的特定追求的這些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些戰略支點，有一些使我們後發優勢一步一步成氣候、最後讓外部勢力不得不接受我們後來居上的過程條件，國有經濟在這裡面需要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們還要在應對突發事件和壓力方面，藉助國有經濟部門、國有企業。像這次利比亞撤僑，大家都意識到了，我國動作相當迅速、有效。那就是動用我們現在的國有經濟和國有控股的一些大企業的力量。首先，這種事情帶有國家意志特徵、帶有政治性，誰也不能先讓非國有經濟力量去核算一下這個投資有沒有回報，合算不合算。對不起，這種事情十萬火急，當時就要在應對突發事件方面頂到一線上去，頂住了再說，事後再算經濟賬。這種事情筆者覺得不能簡單地套用教科書，得實事求是地承認，很多東西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來看，多少還是類似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種特定精神引導下的大幹、苦幹的事情。在現代管理理論框架之下，西方是很難簡單接受這些概念的。在中國的經濟生活裡面，卻不能完全排除這些概念，但是又不能把它推到極端，就是在這方面要如實地承認有這種相伴隨的、在一般所言的科學管理旁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要有特別不同於一般企業的這種素質、這種應變能力、這種“準軍事化”的遇見突發情況頂上去、頂到一線上在關鍵時刻支撐全局的能力。那麼當然也是在社會責任方面有更多的擔當。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普遍在提，但實際上大都是泛泛而談，好像講社會責任就是企業要學雷鋒、要做慈善事業。促進落實社會責任的比較全面的體系，首先還是要從對資產負責、對股東負責、對企業儘可能地提高其綜合效益負責，從這個角度來說，再擴展到更帶有文化特點的、所謂社會責任更寬泛的視角上，它還應該要在國有企業“特別能戰鬥”取向上的特定追求過程中，也和民間資本、和所謂第三部門——志願者部門、慈善部門、非營利組織（西方把它們稱之為第三部門）——形成積極互動的關係，促進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機制在中國的成長。人們感覺PPP概念說起來是個很前沿的、西方才有資格談論的一個事情，實際上不對：在中國現實生活裡對這種公私合作伙伴機制有強烈的需求，而且已經有不少的實踐探索和案例。國有企業在這裡面要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領和促進作用。這是在定位方面它的特殊性與包容性以及輻射力和影響力。
（三）表象的“邊界”可變動
在改革沒有完成攻堅任務、需促進戰略性改組的概念之下，應特別注意到需要進一步地調整國有企業和民營、非國有企業各自的側重點和結構。其實嚴格地從咬文嚼字的角度說，“國有”不等於“國營”。我們見到有一種具體的企業形態叫做“國有民營”，即產權是國有的，但是可以採用承包的方式，變成國有民營。把這個例子放回頂層框架裡，我們便可以知道人們把非國有企業稱之為“民營企業”的這個概念，也不是一個規範的概念。“國企”、“非國企”不是天然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通過股份佔比才可以把產權標準化。股份制是一種標準化而股權成分可以量化混合的“混合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這個實現形式，在所謂“控股”這個概念上，邊界是可以調、可以變的。從這種表象來看，“國”與“民”的股權在某一企業資產結構中的邊界是可移動的。如果簡單從量變為質的角度來說，一下就把它貼上一個根本性質的標籤，變成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那就會把這方面的認識帶入誤區。
我們看看具體例證。在世界金融危機由美國人自己的次貸危機作為導火索引發之後，全世界風雨飄搖。開始一段時間先表現為美國人自己吃緊，在金融危機壓力之下，不得不由政府方面屢屢出手救企業，包括後來救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救通用的時候，就是動用國家可能動用的資金給通用注資。這不是“國進民退”嗎？是給通用注入國家持有的資本金。當時就有資中筠老師針對某些議論專門做了一個評價：這並不代表著美國要實行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有的人說社會主義救了美國，就是指給企業注資，由國家來控股，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它只是當時在應對危機的時候採用的一種特殊的階段性處理。沒有救雷曼兄弟公司，美國人總覺得吃了教訓，綜合而言的負面影響太強大，到了通用不能自救的這個時候，權衡之下決定要給通用注資。注資以後，風波過去，最大的可能性還是會減持國有股。沒有什麼更多的貼意識形態標籤的必要，不必一下說成姓“資”姓“社”的問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也早有這種例子。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了，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大鱷要比照著前面在泰國、在印尼屢屢得手的套路發動狙擊戰，對港幣來一場大攻擊。它們在股市、匯市、衍生工具市場同時做好了“埋伏”，設計好以後突然發動。在緊急的情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策層也來了一箇中國式智慧裡面的“特事特辦”，他們過去稱作“積極的不干預”。什麼叫積極呢？潛臺詞是：該干預的時候還得干預。當時是怎麼幹預的？面對“驚心動魄的港元保衛戰”，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一下子把隔夜拆借利率（就是頭寸的資金價格）提高百分之三百，同時還動用特別行政區政府掌握的土地基金、外匯基金入市買股票，把股市託到一定水平上。這樣一來，索羅斯他們種種手段綜合在一起、認為設計得非常完美的方案，最後跟香港方面的抗衡力量打了個平手，在香港基本沒賺到錢。那次驚心動魄的“港元保衛戰”就這麼過去了，政府靠這種特定操作，抵抗了這一輪攻擊。索羅斯過去標榜的是，所有的操作在國際上的經營規範裡面都是站得住腳的、無可指責的，是在守法的情況下做的資本運營，但是那次在香港沒有得手，而且正是因為香港這個風波，出現了索羅斯沒有預料到的市場動盪迅速向俄羅斯市場和其他市場的蔓延。他在那邊準備不足，結果在這個年度裡面出現了過去沒有過的大規模虧損，這是索羅斯走下坡路的開始。後來我們看到香港政府入市以後買的這些股票怎麼辦呢？風波過去後，它通過“盈富基金”的模式減持，減持還賺了一筆錢。賺了錢也是透明的，進入公共預算作為公共資源，通過預算程序決定怎麼用。按股權結構來說，這裡既有“國進民退”，也有“國退民進”。
美國和香港的案例都表明我們如果實事求是地講，這種股份佔比的操作不應該認為直接帶有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標籤、烙印。中國以後還會越來越多地接受股份制的形式，在處理宏觀調控問題的時候也可能要借鑑這種模式。不能說注資的時候就是“國進民退”，減持的時候就是“國退民進”，成了不同的、相互對立性質的路線取向。
（四）混合經濟
中國大陸某些特定的概念已經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化。內部討論時，部分高管層已經不接受“國有銀行”的概念。工、農、中、建以前是國家的銀行，也可以叫國有銀行，但現在的概念裡標準的說法，是國家持有多少股份的商業銀行而不叫國有銀行。可能在某些階段的限制上來說，我們是絕對控股的，也不排除以後發展到某階段可能會出現相對控股，也不排除這個持股比重高高低低地變化。所以在這一方面我的基本看法是：要回到中央文件所說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這個主要表述上。股份制是可以在法理上清晰地混合各式各樣的資本金來源。有人特別怕被批“趨同”。筆者可以直率地說，不帶其他標籤色彩地講，這就是一種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間，在最基本的企業產權結構、組織形式方面的趨同。股份制誰都可以用：過去貼著資本主義標籤的經濟體可以用；貼著社會主義標籤的經濟體也可以用。我國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就是以股份制改組為非常重要的一條主導式路線。股份制這條技術路線，在任何時候，在市場經濟的交易過程中間、資源交易配置過程中間，它都是邊界清晰的，“一股一股”非常清晰地標準化。而這個持股佔比，在交易過程中間、在某一個經濟主體內的比重變化，即“進”和“退”，不要看作是多麼了不得的事情，不是姓資姓社、改革或不改革的事情。
多少年前我們就知道西方有個“人民資本主義”之說。什麼意思呢？就是指像通用這樣的大型企業，很難說它的老闆、最主要的股東是誰，股權非常分散。在過去的一般情況下，最高持股比重的股東佔比不到5-10％，許多工人也有其中的股權。這麼分散的一個股權結構，被稱為“人民資本主義”。如果客觀地講，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如果說在以後人類社會需要磨合各種各樣不同經濟體裡面原來要靠衝突、靠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級方式而尋求解決問題的話，我們在經濟生活方面，在中國全面開放、義無反顧加入WTO框架，用經濟手段和全世界方方面面做交易來支撐我們彌合二元經濟現代化成長過程而和平崛起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中，混合經濟是必須融入的一種企業產權結構和企業治理結構的最具代表性的形式。股份制裡面具體股權比例結構的演變，是隨著多種要素的影響變動不居的。但是在這樣一個框架之下，中央文件的說法“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實際上已經把我們的認識和思維境界提到一個更高的水準。西方社會現在講到一個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叫Go Public，直譯是“走向公共”。最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要透明地向公眾披露，接受整個社會的監督，盡社會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混合經濟，它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在表象上有天然的連接。馬克思早已敏銳地看到這是對私有制的“揚棄”——雖然附加了一個“消極”的前置詞。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對公有制的理解，一定要跟整個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總體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高科技化合在一起的歷史潮流所形成的新的具體形態能夠對接。在全球框架之下，我國還存在著降低准入、消除過度壟斷、帶有“國退民進”特徵的改革任務，但是我們不宜把所有具體的股份比重變化都貼上“國退民進”或者“國進民退”的標籤。我們應發展地看到股份制所帶來的“積極揚棄”作用，應把股份制作為一條企業做大做強的主要線索，作為實現公有制的一個看起來已最可能發揮依託功能的基本的、通用的形式。
（未完待續）
賈 康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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