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姿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經提到過。在學界享有盛名的《讀書》雜誌，創刊號上有一名文《讀書無禁區》，直接針對那時的諸多清規戒律。人為地劃定禁區，說這些書能讀，那些書不能讀，未必有效果。歷朝歷代，那麼多禁書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書，讀書人越感興趣。不是說“雪夜閉門讀禁書”嗎，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說《金瓶梅》吧，經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編，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讀書沒禁區，可閱讀有路徑。也就是說，有人會讀書，有人不會，或不太會讀書。只說“開卷有益”，還不夠。讀書，讀什麼書，怎麼讀？有兩個說法，值得推薦。一是淸末文人孫寶瑄的，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說，書無新舊，無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反過來，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
林語堂說的更有趣：只讀極上流的，以及極下流的書。中流的書不讀，因為那些書沒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書必須讀，這不用說，誰都會這麼認為。可為什麼要讀極下流的書呢？極下流的書裡，泥沙混雜，你可以沙裡淘金——因為社會偏見，很多先知先覺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還有一點，讀這種書的人少，你偶爾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很多寫文章的人，都有這習慣，即避開大路，專尋小徑，顯得特有眼光。這策略，有好有壞。
金克木有篇文章，題目叫《書讀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中，說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言，少時見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夏曾佑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覺得有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麼幾十種，是讀得完的。這是教人家讀原典，不要讀那些二三手文獻，要截斷眾流，從頭說起。
其實，所謂的“經典”，並不是凝固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甚至不同性別，經典的定義在移動。談“經典”，不見得非從三皇五帝說起不可。善讀書的，不在選擇孔孟老莊那些不言自明的經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認可的潛在的經典。補充一句，我主張“讀經典”，但不主張“讀經”——後者有特定含義，只指向儒家的四書五經，未免太狹隘了。
談到讀書，不能不提及閱讀時的姿態。你的書，是擱在廁所裡，還是堆在書桌上，是放在膝蓋還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還是隨便翻翻，閱讀的姿態不同，效果也不一樣。為什麼？這涉及閱讀時的心態，再往深裡說，還關涉閱讀的志趣與方法等。舉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魯迅是怎樣讀書的。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說，自己有個“隨便翻翻”的閱讀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不用心,不費力,拿這玩意來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要翻，已經過時的書也要翻，翻來翻去，眼界自然開闊，不太容易受騙。
這“隨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可必須記得，魯迅說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是“當作消閒的讀書”，“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這就是魯迅雜文的特點，怕你膠柱鼓瑟，說完了，自我調侃，甚至自我消解，讓你培養獨立意志與懷疑精神。確實如此，魯迅還有另一種讀書姿態。
就拿治小說史來說，魯迅稱：“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不是信》)。將《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三書，與《中國小說史略》相對照，不難發現魯迅著述態度的嚴謹。比起同時代諸多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才子來，魯迅的學術著述實在太少；許多研究計劃之所以沒能完成，與其認真得有點拘謹的治學態度有關。可幾十年過去了，塵埃落定，不少當初轟動一時的“名著”煙消雲散，而《中國小說史略》卻依然屹立，可見認真也有認真的好處。
回到讀書，該“隨便翻翻”時，你儘可灑脫；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時候，你可千萬馬虎不得。所有談論大學校園或讀書生活的，都揀好玩的說，弄得不知底細的，以為讀書很輕鬆，一點都不費力氣。你要這麼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掛在口頭的輕鬆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才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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