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對官員的考核稱為“京察”和“大計”。在京的實行每三年一次的“京察”，外省的實行每三年一次的“大計”。按例，外省文武官員在接受考核的同時，還要求所有官員要入宮覲見。除此之外，新官上任前也要“帶領引見”。
文官赴任前，照例是由吏部帶領引見，武官則由兵部帶領引見。或許大家會以為這種覲見不過是一種形式，短時間內皇帝又如何能區分一個官員的優劣呢？然而，清代皇帝與每個官員的談話細節卻很讓人吃驚。以乾隆帝為例，他對於引進十分重視，而且會在每個官員的履歷上寫下一些簡短而又一針見血的評語。
乾隆皇帝的眼光很犀利，對各官員有著極高的品鑑能能力，他的評價影響著一個官員的仕途前程。作為皇帝，這種面對面的交流顯然不是形式性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大清的江山是他愛新覺羅氏的，對於官員的任用自然會很慎重。而那些地方督撫和吏部的官員就有例行公事，做順水人情的嫌疑了。
因此，官員對於覲見皇帝非常重視，一個平時優秀的官員很可能就毀於一次糟糕的陛見。乾隆三十二年，一位浙江按察使就很倒黴，他給乾隆帝留下了“不懂規矩”的粗俗印象，乾隆認為他舉止粗野，就向浙江巡撫發出質詢，儘管得到的回答是該按察使並無過失，雖然舉止欠雅，但為官方正，可勝任其職。可是第二年，乾隆帝還是藉著茬將他革職了。
乾隆在位六十年，類似這樣的覲見實在太多，筆者在有關史料中找到一些乾隆帝對官員的御評，這些評語比較有代表性，下面列出來供各位讀者品鑑：
禮山：人似忠厚，還可用，然器質只可勝道臺而已。（1747年）
周元理：精幹曉事之材。（1758年)
孔繼洞：不如先所記，似圖安逸自止之物。（1758年）
姚立德：結實，有出息。（1761年）
兆麟：似有良心，當可用者，或略短於才事。（1761年）
譚尚忠：明白，似有出息。略薄。（1762年）
馬騰蛟：結實可用，將來有出息。（1762年）
吳兆基：伶俐，當可造就，再看。（1764年）
梁兆榜：此人似可，妥當，非大器。（1766年）
顧學潮：未免蘇州派，非甚大器。（1773年）
德爾炳阿：去得。（1780年）
沈榮勳：尚可。（1783年）
乾隆這些評語都非常簡短，褒獎之語有：忠厚，有出息，結實，有良心等，貶低之語有：圖安逸，薄，非大器等。這些評語事實上會成為官員的一個標籤，一旦被打上貶義後，那麼註定這個人此後將不得大用，吏部也會將其歸入檔案，作為最直接的參考。
儘管乾隆帝看人、用人都有獨到之處，但不可否認，這種時間很短的交流也不見得會看出官員的本質。有時主觀色彩也會過於濃厚，難免會有先入為主的影響。比如，乾隆對江南人士就很猜疑，或是有些人在先前已經見過並有很好的印象。
乾隆帝對官員的要求很高，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也是參考自己的執政標準和能力。在他眼中，真正能成大器的是少之又少，就連周元理這樣的大才在他心目中似乎也並不完美。要知道周元理覲見的那時只不過是個知府，後來他官至直隸總督、工部尚書，而且都是乾隆一首提拔的，這樣的人才很明顯是屬於頂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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