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官员的考核称为“京察”和“大计”。在京的实行每三年一次的“京察”，外省的实行每三年一次的“大计”。按例，外省文武官员在接受考核的同时，还要求所有官员要入宫觐见。除此之外，新官上任前也要“带领引见”。
文官赴任前，照例是由吏部带领引见，武官则由兵部带领引见。或许大家会以为这种觐见不过是一种形式，短时间内皇帝又如何能区分一个官员的优劣呢？然而，清代皇帝与每个官员的谈话细节却很让人吃惊。以乾隆帝为例，他对于引进十分重视，而且会在每个官员的履历上写下一些简短而又一针见血的评语。
乾隆皇帝的眼光很犀利，对各官员有着极高的品鉴能能力，他的评价影响着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作为皇帝，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显然不是形式性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大清的江山是他爱新觉罗氏的，对于官员的任用自然会很慎重。而那些地方督抚和吏部的官员就有例行公事，做顺水人情的嫌疑了。
因此，官员对于觐见皇帝非常重视，一个平时优秀的官员很可能就毁于一次糟糕的陛见。乾隆三十二年，一位浙江按察使就很倒霉，他给乾隆帝留下了“不懂规矩”的粗俗印象，乾隆认为他举止粗野，就向浙江巡抚发出质询，尽管得到的回答是该按察使并无过失，虽然举止欠雅，但为官方正，可胜任其职。可是第二年，乾隆帝还是借着茬将他革职了。
乾隆在位六十年，类似这样的觐见实在太多，笔者在有关史料中找到一些乾隆帝对官员的御评，这些评语比较有代表性，下面列出来供各位读者品鉴：
礼山：人似忠厚，还可用，然器质只可胜道台而已。（1747年）
周元理：精干晓事之材。（1758年)
孔继洞：不如先所记，似图安逸自止之物。（1758年）
姚立德：结实，有出息。（1761年）
兆麟：似有良心，当可用者，或略短于才事。（1761年）
谭尚忠：明白，似有出息。略薄。（1762年）
马腾蛟：结实可用，将来有出息。（1762年）
吴兆基：伶俐，当可造就，再看。（1764年）
梁兆榜：此人似可，妥当，非大器。（1766年）
顾学潮：未免苏州派，非甚大器。（1773年）
德尔炳阿：去得。（1780年）
沈荣勋：尚可。（1783年）
乾隆这些评语都非常简短，褒奖之语有：忠厚，有出息，结实，有良心等，贬低之语有：图安逸，薄，非大器等。这些评语事实上会成为官员的一个标签，一旦被打上贬义后，那么注定这个人此后将不得大用，吏部也会将其归入档案，作为最直接的参考。
尽管乾隆帝看人、用人都有独到之处，但不可否认，这种时间很短的交流也不见得会看出官员的本质。有时主观色彩也会过于浓厚，难免会有先入为主的影响。比如，乾隆对江南人士就很猜疑，或是有些人在先前已经见过并有很好的印象。
乾隆帝对官员的要求很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参考自己的执政标准和能力。在他眼中，真正能成大器的是少之又少，就连周元理这样的大才在他心目中似乎也并不完美。要知道周元理觐见的那时只不过是个知府，后来他官至直隶总督、工部尚书，而且都是乾隆一首提拔的，这样的人才很明显是属于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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