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太后高氏同听政。
哲宗生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所以宣仁太后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她的母亲是大宋开国名将曹彬之女。曹彬还有一个孙女是仁宗的慈圣光献皇后。后来苏轼因诗获罪，慈圣皇后病中听到这个消息，对神宗说：“仁宗以制科得到了苏轼两兄弟，非常高兴，说：‘我给子孙得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因为一首诗而被罗织罪名入狱，莫不是仇人的中伤吗？从他的诗里面寻找过错，何至于此。我大病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你要仔细察辨。”神宗涕泣。苏轼因此得免。
哲宗即位后，马上召来了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并命为相，同心辅政。又起用老臣文彦博，让他推荐可用之才。一时，天下名士纷纷入朝。
契丹的耶律洪基知道了以后，告诫臣下：南朝行仁宗之政，勿生事于疆场。
宣仁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世人称她为“女中尧舜”。
五月，时相王珪卒。蔡确、韩缜相。起司马光知陈州。以宗正丞召程颢，未行而卒。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嘉祐立皇子，中书召王珪作诏。王珪说：“这等大事，非得面受圣旨不可。”第二天，王珪问仁宗：“真的是您的意思吗？”仁宗说：“嗯，我决定了。”王珪再拜贺，然后回去作诏。欧阳修听说后赞叹：“真学士也。”
神宗曾经说：“官制将行，我要新的、旧的官员兼而用之。御史大夫之职，非司马光不可。”王珪和蔡确听了，相顾失色。
王珪忧虑甚急，蔡确给他献了一计，说：“陛下一直想要收复灵武，正好你有权利任命统帅，如此相位可保。”王珪大喜，谢过蔡确。随后命俞充作统帅，上《平西夏策》。果然，神宗皇帝把司马光这茬给忘了。
后来，“永乐之败”，死亡十多万人，其罪王珪不可推卸。
王珪从执政做到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树。当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一天干的事有三件：上殿进呈时，他说“取圣旨”；神宗决定后，他说“领圣旨”；退朝后告诉同僚，他说“已得圣旨”。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有智数，尚气，不谨细行。进士以后，调邠州司理参军，结果闹出了贿赂丑闻。转运使薛向按治其罪，一见蔡确，发现他仪表堂堂、秀伟可奇，和他聊了两句，没想到此人语出不凡、伟岸自立，于是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更加推崇。再后来，王安石推荐他做了三班主簿。没过多久，又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他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与时俱进。在他知道神宗厌烦了王安石的时候，就搜罗王安石的过错，向神宗进谏，以显得自己正直。
御史刘挚、王岩叟接连上书，说此人“意欲固窃名位，反归曲于先帝”。于是蔡确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
韩缜字玉汝，外事庄重，以严厉著称。御史中丞刘挚、谏官孙觉、苏辙、王觌，论韩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割地六百里给契丹，边境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不可让他居相位。
七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荐程颐。
吕公著字晦叔，他的父亲吕夷简是仁宗朝的宰相。吕公著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后人，就是与朱熹一些编《近思录》的吕祖谦。纵观有宋以来，吕氏的家学，源远流长，无人出其右。
以前吕公著做宰相的消息，一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他就高兴地对人说：“晦叔做了宰相，我辈可以出门做官了。”后来，王安石得志，以为吕公著必定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谁知《青苗法》一开始，吕公著就极力陈言：“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者，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
哲宗提升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没想到这皇帝转脸就把原话，说给王安石听了。王安石恼怒，恶语相加，把吕公著贬到了颍州。
韩绛字子华，前面的那个韩缜是他弟弟。他曾经对神宗说：“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请陛下省察。”于是王安石把他当作助手。熙宁七年，他与吕惠卿意见不合，发生了多次争吵，于是秘密地请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
他临事果断，不考虑后果，又喜好接引士大夫，多次推荐司马光可用，但是因为他和王安石一党，所以当时的人对他少有清议。
◎元祐元年（1086），宣仁太后临朝。
二月，程颐至京师，授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台谏孙觉、刘挚、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交论蔡确、章惇罪。
闰二月，蔡确罢。司马光相。
三月，章惇罢。以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命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诏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性豪俊，博学善文。他曾经与苏轼一起去南山游玩，到了仙游潭，绝壁万仞，他竟能如履平地、垂索挽树，题字于壁。苏轼看见了他的异常行为，说：“将来你必定能杀人。”他一愣，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熙宁初，王安石推荐章惇做了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
哲宗立，章惇知枢密院事，极力驳斥司马光更定的“役法”。吕公著说：“章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章惇愤恨不已，在宣仁太后面前敷说争辩，出言不逊。宣仁太后怒，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接连上章攻击章惇，结果把他黜知汝州。
吕大防字微仲，祖上是汲郡人。他为人朴厚惷直，不植党羽，与范纯仁并相，同心戮力，以相王室。与他的兄吕大忠、弟吕大临一起切磋论道考礼，冠婚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首推吕氏。曾经立《乡约》：
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 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四月，韩缜罢。吕公著相。司马光请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程颐受经筵之命。
是月，故相荆公王安石卒。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在他没有名气的时候，他想到了当时的两大家族：韩家和吕家。于是他就去结识韩绛、韩维及吕公著。三人佩服他的才华，交相称赞，让他的名誉渐起。曾经他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也不洗，世人都称赞其贤。只有苏洵一眼看穿了，说：“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
当时有一件案子闹得满城风雨，朝野皆动：一个少年得了一只斗鹑，他的朋友想要不给，趁他不知道偷了就走，少年发现后，追上来把这个朋友杀了。众人都说这个少年该得死罪，王安石反驳道：“按律，公取、窃取都是盗。那个人不予取，也就是盗，追上去把他杀了是捕盗。”
后实来行了“新法”，帮助王安石得到声誉的吕公著、韩维二人，向朝廷推荐他的欧阳修、文彦博二人，跟随他的富弼、韩琦二人，与他交情深厚的司马光、范镇二人，他一并极力排斥。
又有一件案子，就是到了现在还有人拿来去攻击司马光的“阿云案”。
首先在《宋史·王安石传》里是这么记载的：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斮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而在《宋史·志·刑法三》里是这么记载的：
熙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复位。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复论难。
——请注意，两处的记载都是关于“阿云案”用刑的辩论，阿云是没有死的。《宋史》成书于元末至正年间，如果后来阿云真的被追杀，史官何吝笔墨，不添上一笔呢？……
王安石之子王雱，为人慓悍，无所顾忌。一天，王安石请程颢到府中议事。朝中的大臣虽多，能和王安石谈得来的，程颢是少有的一个。往日在中堂议事，王安石动不动就大声叱呵，甚至破口大骂。唯有程颢气定神闲，徐徐说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为之愧屈。他们二人也有些渊源，早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提刑江东刑狱，与濂溪先生相遇，语连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如此看来，二人有同门之谊。
王安石与程颢正在说话，王雱进来了，只见他披散着头发、光着双脚，手里还拿着一个妇人冠，问他们聊什么呢。王安石说：“新法为人所阻，正在与程君商议。”王雱说：“砍了韩琦、富弼的脑袋，悬挂在菜市口，新法就能执行了。”王安石赶紧训斥道：“我儿误矣！我儿误矣！”
后来，吕惠卿与王安石反目。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叫邓绾。他在王安石卸任宰相之后，马上依附于吕惠卿，等到王安石复相，他为了消除以前的影响，揭发吕惠卿之弟吕升卿强借秀州富民的钱，在“华亭”这个地方置办田地的事情。这也就是后来的“华亭狱”，最后的结果是把吕惠卿出知陈州。
这一切，王安石都被蒙在鼓里。等到吕惠卿知道了背后的黑手竟然是王雱后，立马向神宗打报告，说：
（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
吕惠卿又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里面有“咱俩说的事、不要让皇上知道”之类的文字，统统呈送到了神宗面前。
神宗当面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坚决地说没有这回事。
回到了家里，王安石叫来王雱一问，王雱承认了自己陷害吕惠卿的事实。王安石狠狠责备了王雱一顿，王雱愤恨交加，背上发疽而死。
儿子一死，王安石心如死灰，公开宣布邓绾的罪恶，说：“邓绾曾经为我的子弟谋求官职，又推荐了我的女婿蔡卞。”
六月，以吕惠卿是众恶之首，窜之。命程颐兼修国子监太学条制。
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他初见王安石时，谈经论道，意见多合，于是成为定交。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夸赞吕惠卿，说：“惠卿之贤，不但今人，就是前代的世儒也不能比。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只有惠卿一人。”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道：“谄谀之人，对今天的你来说诚为有用，你一旦失势，他必定出卖你以求富贵。”王安石读了此信，心里不爽。
王安国（王安石之弟）深深厌恶吕惠卿，曾经当着吕惠卿的面把他骂了一顿。吕惠卿怀恨在心，等到机会，构陷成罪，狠狠报了一仇。从这时开始，王安石和吕惠卿之间有了嫌隙。吕惠卿在背叛了王安石之后，凡是能够陷害王安石的手段，无所不用，无所不为。
九月，司马光卒。
是年，调杨时徐州司法，以忧去。
在行“新法”之前，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驳道：“善于理财的人，也不过是善于按人头收税。”
王安石又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说：“安有此理？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你设法夺民，这个危害要甚于加赋。”又说：“平民放贷收息，尚能蚕食下户，更何况现在放贷的是急求政绩的县官！”
随后，司马光又对神宗说：“今天说‘青苗’的害处，不过是骚动州县，这只是今日之祸。臣忧虑的事，是在十年之外，并不是今天。且说民之或贫或富，是因为辛勤或懒惰。懒惰的人常常贫穷，所以必须依靠他人。现在官府拿钱去放贷，有钱的人是不会来贷的，但是官府又要出政绩，必然会出现分派的情况。官府担心贫穷的人还不了贷，必定要富人来做担保。穷人还不了贷，大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富人不能，这时官府肯定要富人来代还穷人的贷款，有的富人可能要代还好几家的。如此一来，穷人更穷，富人也变成了穷人。试想一下，十年之后，百姓能活下来的还有几人？”
争论的结果是：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徙知许州，趣入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洛阳，自是绝口不论政事。从此，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编修《资治通鉴》。
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才是真宰相，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君宝”。——司马光等二十余家，集资给邵尧夫买宅买田，也是这个时候的事。
神宗崩，司马光赶赴阙下，卫士们遥遥望见，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京师百姓遮道围观，车辆不能前行，向司马光请求：“公不要回洛阳，请留下来相天子，活百姓。”
元祐元年，司马光得了疾病，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了医生，把家事托付给了愚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现在托付给你了。”
到了九月，司马光薨，年六十八。京师里的人都罢市前去凭吊，有的穷人卖掉自己的衣服前去参加祭奠，大街小巷里的哭声淹没了车水马龙。
在这里插叙一个故事，让大家对当时的学术之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命伊川先生程颐来主持丧事。这一天也正好是明堂礼成，这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活动。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了之后，二苏（苏轼、苏辙）要去司马家哭一哭司马光。程颐说：“（孔）子於是日哭则不歌。怎么能在这边刚参加完了庆贺，转头就去吊丧？”
有人反驳道：“子说‘是日哭则不歌’，又没有说‘是日歌则不哭’。现在已贺赦了，前去吊丧，于礼无害。”
苏轼讽刺程颐道：“鏖糟陂里叔孙通。”一时的戏谑之语，开启了“洛党”和“蜀党”之间的互相攻击、迫害。
关于“哭和歌”的问题，南轩先生张栻解释的最为恰当：
哭者，哀之至也；歌者，乐之至也，一日之间，二者不容相袭若此也。学者法圣人而勉之，亦足以养忠厚之心也。
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遍说天下之事。圣人未说的，当推测其本义，不能曲解经典，伪造私说，以便私利。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怎么能够不庄重、严谨呢？
苏轼纵然才华出世，文章誉满天下，然而在道德学问这方面，不足为后人师。
后来的朱熹，这样评价东坡：
天情放逸，全不从心体上打点，气象上理会；喜怒哀乐，发之以嬉笑怒骂，要不至悍然无忌，其大体段尚自好耳，‘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吾于东坡，宜若无罪焉。
叶水心对他的评价是这样：
以文为论，自苏氏始，而科举希世之学，烂漫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
王夫之在《宋论》里是这么评价司马光的：
而温公（司马光）在“知言”这方面的失误更大了，他对于“道”持守中正，对于“德业”却疏忽了。……他因为忧世太甚，求治也急，别人的建议但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又善于剖析当世之利病，他一概给予嘉奖，认为他们不谬于圣人之言。对于明道（程颢），他肃然敬之，对于（王）安石，他也竦然慕之，甚至对于荡闲败度的苏氏，他也翕然推之。
侈口安危，则信任这个人是爱国的；极陈利病，则相信这个人是忧民的；博征之史，则喜悦这个人的学识是博大的；杂引于经，则羡慕这个人的治学是有本的。
一个人道广而不精，存诚而不知闲邪，想要求“知人”之明，不为邪慝之所欺，必然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了。……温公则一失已彰，而又再失；在王安石败露之后颇为后悔，而又与苏氏交相好。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只知道其人之言，而不知道古今先哲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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