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郑孝胥,从慈禧太后到宋美龄,个个都是麻将的爱好者

从梁启超到郑孝胥,从慈禧太后到宋美龄,个个都是麻将的爱好者

有人说打麻将终归是件没有文化的事。这话说出来,不仅民国的文人墨客们会拿白眼翻人,宋美龄和陆小曼等名媛也多半会笑这说话的人没见过世面。从梁启超到郑孝胥,从慈禧太后到宋美龄,从毛泽东到朱德,从张恨水到徐志摩,从梅兰芳到张大千。这些近代名流,个个都是麻将爱好者。梁实秋倒不怎么打,只是端了椅子看牌“烤火”,但他说过:“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而是我脑子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胡适曾说英国的国戏是Cri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他算了一笔账,麻将每4圈费时约两个钟点,全国每天哪怕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8圈,就得费四百万钟点,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如果你以为他是在愤慨麻将的危害,需得知道胡适虽然不爱上桌子,他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起麻将来可以通宵达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打麻将还要写日记。据其日记统计,1956—1957年两年间就打过85次,每周一次。共计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要知道,当时的千元可不是小数目,怪不得梅校长要记账。至于张恨水,爱麻将爱到小说中的主角都是麻将高手。据说有一次报馆来人催稿,他都没舍得下牌桌。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从梁启超到郑孝胥,从慈禧太后到宋美龄,个个都是麻将的爱好者

打麻将,终究是一件有情趣的事。不打麻将的人未见得没有情趣,打的人倒多半都有趣味主义人生观。“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就是梁启超的人生观。“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其趣味主义的条件,麻将也亦然。梁启超管麻将局叫“四人功课”,这功课被记上时日的那天,即使有人托朋友来请他去演讲,也是为难但坚决地推辞掉。嗜书如命的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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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桌上的人生

麻将桌上,岁月悠然而过。四人围坐的麻将桌,再加上旁人看客,俨然已是一个微型社会。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说:“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马吊即是麻将的前身。老百姓闲暇时间打牌娱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麻将声响得多的年月总归还算得太平日子。打麻将的人,也是属于总归能闲得下心来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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