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东亚两个最先走上近代化道路 的国家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结果是中国海军惨败，陆军溃败，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马关条约》。此后，偌大的中国被日本整整欺负了半个世纪。
日本绘佩里像。1853 年 7 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在日本的江户湾，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 1894 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
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 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
。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
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
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
1868 年 3 月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 ;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 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 ; 四、打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社会的道路。
1894 年，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和扩军备战，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政府为这场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战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最终在华北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决战，迫使清军投降。达到此目标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第二阶段驱逐清军出朝鲜，进入中国决战。
与此相应，清军采取的是陆军集结于平壤采取攻势；海军扼守渤海湾门户掩护陆军进驻朝鲜，采取守势的战略 。
九月十五日，日本攻陷平壤。第二天，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经过五个小时海战，中国损失四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日本取得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
黄海海战中国虽然惨败但主力尚存，更致命的是陆战一触即溃。日军按照既定方案，从朝鲜侵入中国辽东，攻占旅顺。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日军对旅顺进行了三天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两万多人被杀害。
1895 年二月，日军从陆路攻陷威海卫军港，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十一艘战舰被日本掠夺。自此，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均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海上，经营将近三十年的北洋水师，连同后方军港，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的威海卫海战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中日两个国家都在 1860 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
；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 1860 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中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中国人内心并未产生如此大的震动。中国士大夫们认为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还是优秀的，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坚船利炮上优于中国。所以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海军建设，清朝都把主要目标放在发展工商业和武器装备业上。但是，被同属东亚的一个与中国在同一时期被迫开放的小国日本彻底打败，这一事件给予中国士大夫心理上的震动是根本性的。
从此以后，中国人心里的“华夏中心主义”开始解体，中国在道德上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不复存在。加上此后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人民思考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甚至抛弃清朝统治，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新的国家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出现。从此以后，维新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许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错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实实地进行改革，诚心诚意地学习东、西洋，追求富强，浴火重生，
并不是没有机会，帝国体制并不必然成为历史陈迹。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
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只是被逼无奈地在西方列强的一再打击下亦步亦趋地在有限领域进行着改革与整顿，社会整体与政治体制却顽固地坚守在旧体制之中。相比之下，日本的改革却是根本的。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开始商业、科学领域的改革，这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人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动力要远远低于对于维护他们个人政治权力的动力。他们目光短浅、苟且偷安，过度关注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缺乏大局观念，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经常幻想着以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 。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甲午战争再次给了国人重重一拳。甲午战争，特别是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之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的莫过于严复。
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的教习、总教习，
那些在海战中牺牲的将士们，不是严复的同窗，就是严复的学生，由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二十年浑浑噩噩的严教习，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天拍案而起，成为当时中国最愤怒的人。严复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他虽然认为李鸿章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埋怨、指责上，而是从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何以败，何以败得这样惨。
据严复分析，甲午之战非同寻常，这是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大转折，是中国冥冥之中的“运会”，不可捉摸，无法言说。其结果之所以这样，主要应该归结于传统，归结于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严复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的这些分析，或许并不那么严谨，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差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中，力量就是一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
落后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包括观念与文化。这就是甲午之战留给中国人最深刻的教训。
严复（1854—1921年）
慈禧太后的统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她个人的责难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后宫或者内宦擅权干政，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普遍的顽疾，也是许多王朝毁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王朝权力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行为习惯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制度在赋予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制度来规范皇权的使用，也没有制度来更好地解决皇权的继承，以保证皇帝是最优化选择。
道光皇帝晚年，清朝处于外部列强入侵、内部人民起义等内外交困的状态，朝廷急需一位能够担当大任、挽救王朝命运的人选担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䜣 与皇四子奕詝之间犹豫不决。
此时，两个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现出最强的一面。在各种素质的比较中，奕䜣 都较胜一筹。但是，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测，他应用了“示弱”的策略，让奕詝 在道光面前尽力掩饰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装扮出悲哀、仁慈、对皇帝的健康深为关切的姿态。这种伪装出来的仁慈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使得奕詝 顺利地成为咸丰皇帝。也正是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国和列强的打击下，江河日下。
皇位继承制度中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接近权力中枢的人物疏于控制，更是专制极权制度的痼疾。近代，是民族国家互相争霸的时代，海洋已将原来相距万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连为一体，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惯性而存在了。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
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
西方描绘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 1906 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
回望 1905 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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