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
况且，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
更重要的是，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
于是，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
而汪精卫也对日本人的急切心知肚明，他在广州陷落的当天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这个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政府声明，虽然重申如果中国“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是为了对汪精卫作出呼应，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申明“如果国民政府拋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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