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同中国的官场，结构复杂而臃肿。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战后总结说：“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教训，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
拖着如此“叠床架屋”的沉重的指挥机构，同时各指挥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见，于是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另一个致命的痼疾：没有协同意识。
武汉会战中，仅第九战区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但是量的优势未能发挥即被质的劣势所抵消，没有任何协同意识的部队堆积在战场上，除了被对手各个击破外几乎起不到兵力充足的作用，以至于日军的结论是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意思是中国军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地单独作战。
单独作战的表现是：协同作战不讲联络，友军危急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两军衔接推倭扯皮造成空隙。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特质。
殊不知，对于同一战场、同一战役、乃至同一战争中的每一支部队而言，“荣辱生死、胜败存亡”是紧密相关的，是互为因果的，是要共同承担的。“昧于利害，不辨是非，因而观望友军，怀疑友军，甚至规避责任，推倭责任，妄想贪生自私，而其结果，不仅贻误军机，害了友军，害了国家，而且适以自害，终必自取败亡”。
关于武汉会战中的协同问题，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中国第三战区的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既没有向日军的后方或侧翼进行有力攻击以牵制敌人，也没有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
这到底是中国第三战区长官的“自私”，还是中国军队高层在战略布局上根本没有协同意识？
亲爱的朋友，如您喜欢本文，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大鹏说书（账号dapengshuoshu）。
閱讀更多 大鵬說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