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為嚴重的流行病——1918—1919大流感，1918年春極有可能從美國堪薩斯州開始暴發，隨即通過赴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士兵傳播到法國，進而蔓延到整個歐洲，然後擴散到全世界，最終造成全球5000萬—1億人的死亡。而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僅造成了世界各國病患的大量死亡，而且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立情緒在全球範圍內的滋生，毒化了國際關係。在此背景下，再次審視“1918—1919年大流感”有助於更好地應對新冠疫情，通過研判歷史性疫病流行案例可以提供諸多啟示。
雖然讀史使人明智，但事實上人類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往往極其困難
1918年大流感爆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仍處於酣戰狀態，交戰國都刻意隱瞞了大流感的兇險。大流感暴發較早的美國刻意隱瞞了疫情狀況並封鎖消息，禁止發佈任何相關統計數據，即便在疫情蔓延時，政府仍矢口否認患病率和死亡率，甚至要求醫學權威出面向公眾保證，不存在大面積流感暴發的危險。面對大流感的肆虐，當時人們的反應可用兩個詞語加以概括，就是“神秘的病毒”和人類的“猝不及防”。時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共同表現出的關鍵詞依然可以概括為“神秘的病毒”和人類的“猝不及防”。
當年在一戰中西班牙處於中立狀態，在疫情問題上保持了相對的公開和透明的原則，尤其是媒體對大流感進行了大量報道，以至於100年前的那次大流感被誤傳為“西班牙流感”。但在事實上，西班牙政府當時的態度對於抗擊流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人類從1918—1919年大流感中吸取的第一個教訓，應該是公開和透明地公佈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和地區通報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加強同國際社會合作，為全球應對病毒做出了重要貢獻，更為全球疫情防控爭取了寶貴的時間窗口期。
人類容易低估病毒流行的破壞性，高估自身的應對能力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歷史進程也是不斷提升抗感染能力的過程，而病毒的狡猾性和破壞力遠遠超出了人類既有的知識存量和經驗範圍，這直接深刻影響了人類對突發病毒的認知力、理解力和想象力。1918—1919年大流感病毒的第一個詭異之處，就是其前後歷經三波，尤其是第二波具有極高的致死率。大流感第二個詭異之處在於其挑戰了人類的常識與判斷邏輯，第二波中致死者往往是免疫力最強的15—40歲之間的人群，而依據常識來看，似乎應該是免疫力和抵抗力較為低下的老幼人群更容易中招。
對於這一異常現象，直到今天科學家給出的解釋依舊是：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導致異常的死亡模式，是人類免疫系統過度反應引起的，這些相對年輕和強大的免疫系統會在對抗病毒的過程中，產生死細胞物質阻塞肺動脈並導致窒息。作為協約國敵對方的德國，青壯年死亡人數低於歐洲其他地區，這個案例可以作為輔證。德國的死亡人數較少，這一特殊性可能與當時的糧食供應和大流感特殊的死亡模式有關。德國的糧食供應不足導致了人群體重下降，例如在法蘭克福，4年來德國民眾的平均體重減輕了23％。由此可能導致許多人的免疫力下降，也就無法對流感做出過度反應。
因此，在應對新冠疫情第一波時未雨綢繆，討論其致病和致死的特點以及有無可能暴發第二波或第三波，並做好相關的應對工作，應該是我們吸取的第二個教訓。
病毒的傳播發展軌跡與各國文化及其應對措施密切相關
不管是何種文明，我們認為生命的非自然死亡終歸不是好事，21世紀的今天尤其如此。1918—1919年大流感期間，日本的致死率相對較低，很可能與日本人注重良好的衛生習慣有密切關係。而且，日本應對流感的模式包括先前的阻斷和之後的重治療二者兼顧模式，到處分發口罩，而且開展大規模的預防接種，大流感的病死者中相當大程度上是死於相關的併發症，因此接種應該是起到了一定效果。可以說，充分發揮地方的能動性以及市民社會的良好互動，是日本當時能夠有效處理流感危機的特色。
與日本相反，當時的英國則一直糾結於是否需要隔離、是否需要戴口罩等問題之中，錯失了應對流感的關鍵時機。在1918—1919年大流感期間，英國皇家公共健康協會就一直強調採取隔離政策具有諸多不可行之處，認為隔離會浪費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其實應該投入到公共衛生宣傳及疫苗的研製中。事實證明，佩戴口罩和實行隔離措施，雖然原始卻往往是最為奏效的防控方式之一，但是西方很多國家對此都表現得比較猶豫。西方文化更加強調生活照舊，在維持生活照舊與保障民眾的生命之間選擇時，天平往往傾向於前者，衛生資源的有限性就必然成為最重要的說辭。因此，我們應該吸取的第三個教訓是，現代社會所有國家的衛生資源應該以能夠應對大型傳染病為底線和原則，為此，可以考慮將額外的軍費開支使用於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
要重視偶然因素對於世界歷史進程的改變，更要善於將風險轉化為全球治理的機遇
1918—1919年大流感的暴發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戰爭和全球性傳染病的雙重危害促使政治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的建立。1918—1919年大流感的暴發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幾乎同時發生，當時主要國家的政治家對於戰後秩序的重建，對於如何保障和平及國際合作曾有過深入的思考，國聯的建立就與此密切相關。而且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萊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都不同程度地成為這次流感的病患，由此也加速了《凡爾賽和約》的簽訂。
當前的新冠疫情表明，傳染性疾病迅速影響到每個家庭、每個個體，而且會影響到每個個體對於人生和世界的認知，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近期指出，即使是美國也無法僅僅通過一國的努力就能夠戰勝這種病毒，要將應對病毒挑戰與全球合作的願景和計劃相結合。如果不能同時做這兩件事，人類將面臨最糟糕的結果——防疫和國際合作的雙重失敗。基辛格的觀點對美國和全球兩手做好疫情防控都是非常明確的預警。當下，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被認為是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或是壓垮原有經濟全球化模式的最後一根稻草，或是21世紀第三場改變世界議程的重大事件等，但是至今國際社會真正做到全面合作抗擊疫情的跡象尚不多見。因此，後新冠疫情時代，就如何重啟新的全球化進程、如何保證國際合作展開嚴肅的探討，恰恰是人類應該吸取的第四個教訓。
民族主義的泛濫嚴重衝擊全球衛生治理體系，削弱了全球抗擊疫情的工作能力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正在見證形形色色民族主義的泛濫和抬頭，感受到源自文化政治領域的偏見反而成為國際疫情防控實踐中的首要問題。毫無疑問，與世界範圍內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相比，我們需要的是指向最終徹底戰勝疫情的國際社會多維多領域的真誠合作，需要在各國命運與共背景下不同人群之間的寬容與理解。同樣是英國在這次新冠肺炎發展初期對這一病毒出現了嚴重誤判，即使看到疫情在中國、伊朗和意大利快速蔓延後，英國政府仍然做出群體免疫這一錯誤判斷，拒絕認真考慮中國的疫情防控經驗和有效模式，在深層次上反映的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西方優越論，這也從側面說明了100年前大流感早已過後的今天，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並沒有那麼容易。
美國則直接對世界衛生組織發難，莫須有地指責中國。不言而喻，西方國家已經習慣於將威脅和罪過與異域文化相聯繫，為自己的過失尋找替罪羊，面對病毒在世界範圍發流行也是如此。新冠疫情背景下，“責備地理學”的風行或者說西方國家忙於“甩鍋”，也詮釋了疫病災害與狹隘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關係。照此邏輯，很多證據證明1918—1919年大流感可能發生於美國，美國確實在較長時間內掩蓋了大流感的真相，更談不上公開、透明，國際社會是否要向美國索賠？事實上，對大型傳染病的源頭追蹤異常困難，而且與陰謀論沒有任何關係。因此，面對大型傳染病正確的做法只能是全球團結應對，而非糾結於所謂的責任論，以至於浪費掉寶貴的阻斷和搶救的最佳時機。無法認識到這一點，就很難吸取教訓，更遑論改進全球衛生治理體系更好地服務於世界人民，當然就會受到大自然無聲但有形的嚴厲懲罰。
面對疫情，大國尤其是大國的政治家應該承擔更大責任
一方面，面對肆虐的病毒，強調不同職業的分工顯得尤其重要。歷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紛繁複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指出確定性，尤其是指明歷史的教訓。科學家的任務則是找出最為有效的疫情防控應對方式，尤其是加快疫苗的研製。政治家的任務無疑需要根據歷史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等的研究建議成果，統籌全局，促進合作和問題的解決，而非製造政治短期行為，極盡甩鍋之能事，為國際抗疫合作增添政治麻煩。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大國應該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是讓恐懼與偏見阻礙了人類聯合應對傳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全球化時代無法獨善其身，面對狡猾和災難性的病毒更需要全球通力合作。3月26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抗疫，共克時艱》重要講話，明確強調“攜手拉起最嚴密的聯防聯控網絡”“積極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提振世界經濟復甦士氣”等，都鮮明體現了大國責任和大國胸懷，應該起到引領全球抗擊疫情的作用。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1918—1919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一戰中的死亡人數，這足以證明，在懲戒人類過錯方面，大自然才是“大手筆”。最近幾十年自然災害頻發，就是自然對人類發出的嚴重警告，人類的反應模式必然邏輯地決定著大自然的下一步“行動”。換言之，人和自然的和睦共存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需要提上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議程。人類今日的種種選擇將匯聚為合力，共同決定人類社會以何種姿態與質量走進共同的未來，由此，如何有效應對新冠疫情，人類的歷史行為將深刻地影響子孫後代書寫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記錄。
（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育部國別研究基地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陝西師範大學歐美同學會秘書長，教授、博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李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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