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就是經歷，而人生除了擁有經歷還擁有什麼吶？”
去年末，五色土書鄉策劃了一篇年度文學盤點，在採訪某位資深文學編輯時，對方提到了作家萬方當年在《收穫》上發表的記敘父母家族的非虛構作品《你和我》，連說幾遍“太好了”。我問，怎麼好？編輯說，跟看過的所有這類作品都不一樣。我不放棄，問怎麼不一樣，對方無奈：不知道怎麼形容，你要自己去看。近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將這部作品全文出版，也帶到了更廣泛的讀者面前。
書封面寫了這樣一句話：“我寫這本書不是想介紹一位劇作家，我要寫的是我的爸爸和媽媽，我要仔細探索，好好地認識他們，還想通過他們認清我自己。”
萬方經過十年糾結，決心以毫無保留的姿態講述父親母親的過往。這裡有民國閨秀的愛情，曹禺與巴金一生的友誼，家書裡的父女深情。背後是兩個顯赫家族的百年際遇和20世紀眾多知識分子的風流聚散。寫作中，女兒試圖尋找真相，回答母親意外身亡和父親“江郎才盡”的猜測，最終接受了母親的嗜藥和父親性格的弱點，以及更內在的時代創傷。這是一部直面真實的回憶錄，理解不完美的父母，同時原諒那個年輕無知的自己。
陳夢溪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曹禺、方瑞與女兒萬方（左一）、萬歡於北京張自忠路家中
1996年12月13日，戲劇大師曹禺去世。這之後萬方寫過許多回憶文章，接受數次採訪，漸漸她卻發現不想說了。“端坐在鏡頭前，等待布光，等待攝影師說OK，對我來說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採訪者的提問也顯得那樣生硬，我的應答讓我感覺是在自己臉上貼一層虛假的膜。”萬方開始抵抗這種生命的重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願再談起父親。
父親去世後不久，繼母李玉茹便把家裡保存的父母之間的情書、便條、手稿、電報都給了萬方。萬方將這些情書一字一句整理成電子版。幾十年過去，紙上的字跡已經很淡了，但仍給了萬方強烈的衝擊。經過了那麼艱難的年代，家中大多文字留下記錄的東西已經遺失或燒燬了，母親竟然將這些情書設法保存了下來。讀著，萬方不時感到心臟強烈噬痛。
方瑞（鄧譯生）年輕時
“媽媽的一生其實很短，但我對她有很大的感嘆。我也是女人，這已經不僅僅是打動，而是震撼了。她曾經歷了那麼美好的閃耀的愛情，能夠享有這樣的愛情，應該要和更多的人分享。”萬方在上週接受書鄉採訪時告訴我，這本書的初心就是寫母親，因為寫父親的人太多了，但寫母親同時也是寫父親，因為“媽媽的存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爸爸的愛情，媽媽和爸爸是一體的。”
開篇，1974年的北京，張自忠路五號，萬方和妹妹分別從外地接到電報，連夜坐火車趕回家。記憶中那間陰暗的小屋裡，她們的母親因服用安眠藥過量而死，而父親在旁邊的書房中躺著不出聲。
十多年前，有編輯好友向萬方約稿，希望她寫一寫父母，萬方推脫了。“我怕痛苦，像所有人一樣，至今仍然怕。”萬方說，儘管離母親的死已過去四十多年，但她沒做好回憶的準備，“活著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不會為死去的親人悲傷，只是在某些時刻，回憶起特定的情景，悲痛突襲，把人打個稀里嘩啦，全身癱瘓。”
母親的死是她必須要跨的一道坎。“我跟編輯說我寫不了，我要有一個漫長的克服心理障礙的過程。”她把稿子給妹妹看，妹妹也顧左右而言他，遲遲不肯打開郵件。她知道，妹妹心裡對媽媽的死也不敢面對，甚至有些許“負罪感”。萬方也懷疑過，寫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麼？除了心碎，回憶又能改變什麼？
萬方的母親方瑞本名鄧譯生，是民國名士鄧仲純（鄧初）的女兒，被媒體稱為“最後的大家閨秀”。朱自清1933年曾在日記中寫：“見鄧小姐，學詩學畫，意在成第一流美人。”鄧仲純與妻子方愫悌只有兩個孩子活下來，就是萬方的母親鄧譯生與妹妹鄧宛生，萬方叫“好姨”。鄧宛生仍然在世，今年已九十九歲。萬方常與“好姨”通話，給她微信留言，精神好的時候“好姨”便回覆，講講往事。越久的往事越歷歷在目。好姨還記得童年時在青島，蔡元培來家中做客，她搶著要“拼酒”，搶著喝下三杯黃酒便倒在沙發上呼呼大睡；記得在北京三眼井衚衕的家中睡得迷迷糊糊時，和姐姐一起被母親抱上汽車，掩護李大釗出城；一家人還掩護過陳獨秀和瞿秋白。
鄧家是安徽名門，鄧仲純在日本留學時結識了一眾革命摯友、文化名流。鄧仲純的弟弟鄧以蟄是傑出的美學家、教育家，萬方叫他“三公公”。三公公住在北大朗潤園，萬方小時候常去那裡玩耍。他的兒子，萬方稱為“好舅舅”的人，在她童年出現在家庭聚會中，總是接到電話突然“消失”，後來她才知道，舅舅就是兩彈元勳鄧稼先。
後來父母相戀，母親全家竭力反對，因父親當時已有妻女。萬方記得，直到去世，公公（外公）鄧仲純也沒從心底接受父親。
但曹禺作為父親，卻盡力理解著女兒們的感情抉擇。萬方告訴我，她與父親有超越親情的深入靈魂的溝通。她離婚時父親便堅決反對，但她還是離了。“他從心裡是個自由派的父親，他太理解女人了，也太愛女人了，他明白女孩子青春時期是什麼樣的，他絕對不會像我外公如此激烈反對，他接受我的決定，他說不定會覺得這樣更像他。”萬方說，“在情感方面，我們兩個更能互相理解，我的某些選擇他不同意，但既然我選擇了他就都接受。”
在整本書中，萬方很少直接評價父親，只敘述了點點滴滴與父親相處的往事，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品味，完全能讀出她對於父親鮮明的態度。但她沒有避談父親人性中那些“陰暗”的一面。萬方用“終其一生都有一隻鷙鳥在他心中扇動翅膀”的比喻形容父親的性格。“他脆弱，膽子小，異常敏感，經常是悲觀的，但同時又是兇猛的，熱烈的，不達極致不甘休的。”她看來，父親就像《雷雨》中的繁漪。
有朋友看完後對萬方說，全書最喜歡的一句話便是，“我愛爸爸，就等於愛人性的弱點”。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回憶混雜著各種味道，怎麼能相信有純粹的好人和壞人呢？“我說的全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沒有任何誇大。曹禺的人生經歷也沒法篡改。”萬方說。
同為劇作家，萬方感到和父親宿命上深刻的羈絆。她懂父親的所有不自信和自我懷疑。這本書的創作我甚至感受到萬方對這種“宿命”的反抗，她鼓起巨大的勇氣。“創作是個特別大的工程，要有對於自我的認識，對人性的認識和經歷的積累，不過有勇氣也很重要，因為寫作太容易流於表面了。”萬方說到這，似乎又回到了寫書時的倔強，反問：你敢不敢把最隱秘的東西寫出來？是不是隻追求一時的效果？敢不敢挖掘最深的人性？
父親去世的第二年，萬方常去的地方由北京醫院換成了萬安公墓，她的住所離那裡不算遠，如果北四環不堵車，不會花太多時間。妹妹萬歡在國外，視頻將近況告訴她，她便去和父親嘮叨嘮叨。她總帶著自己的狗乖乖同去，但公墓不讓狗進入，她就在周圍遛遛狗，向父親“說”：可惜他們不讓進，不然我肯定帶乖乖去見你，讓她在你墳上撒泡尿。
書中掉出一張老照片，攝於1962年左右，萬方10歲。那是母親一生中難得平靜美好的時光。
遠離了少年時期戰亂的顛沛與青年時期愛情的憂愁，終與愛人組成家庭，孩子們都茁壯成長，丈夫受人尊敬……萬方記憶中母親似乎沒過過什麼好日子，但仔細一算，那十幾年是美好到無可挑剔的，如同照片中定格的四張笑臉，後來的一切尚未發生。照片背面手寫體印著一句話：有些事物會消失，如同從未發生過，有些事物永遠存在，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記憶從來不可靠，尤其是對痛苦的記憶。情感會淹沒很多細節。”萬方寫道，“想要追求真相就不能放過自己，可放過自己又是多麼容易啊。”
萬方與妹妹探討關於真相的問題，她跟妹妹說，寫這本書最大的追求是真實。妹妹馬上反駁：“你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萬方啞口無言。她並不是不知道這些是“碎珠子”，但她想，在“碎珠子”中尋找真實，也是接近真相的一種方法。
萬方與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是摯友，李小林也是她許多作品的編輯，曹禺給巴金信中曾說，羨慕她們之間那麼好的友情。萬方把稿子給李小林看，“她是個特別認真的編輯，但這篇稿子她沒有提任何意見，她覺得寫得很好。”
採訪結束，萬方忽然問我：你覺得這麼寫行嗎？她解釋，因為這本書出來後，一些人覺得寫了父親很多“不好”，難以接受，有損曹禺先生的形象。
“我不覺得，我反而看到曹禺先生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衝動、激情、脆弱、遊移、自卑、懊悔……”我想都沒想便答，湧出很多詞彙，這是真心話，也是讀後最直觀的感受。正是這些“不好”，發出了來自人性幽微之處的吸引，冥冥之中與傳說中的文豪產生了某種奇特的共鳴，感到生而為人並不孤單。這不正是文學該寫的嗎？
萬方似乎鬆了口氣，笑了：那就好。
1964年左右，曹禺、方瑞與女兒萬方（右二）、萬歡於北戴河
虛假的東西沒有價值
書鄉：為什麼開篇就寫母親去世，而不是從童年講起？
萬方：這本書十七萬字，構思的時候我就不想用線性的方式去寫。因為我一想到我媽媽就覺得悽慘，她是孤獨一人，吃藥走的；她那麼地衰弱，有那麼多病痛；女兒們都不在身邊，大環境又很壓抑。我不願回首，一回想就像撞在一堵很僵硬的牆上，碰得很疼。一定要有一股力量把這堵牆打碎才能動筆，我要把讓我最痛的事情作為錘子，砸開它。
書鄉：寫完這本書您的心理有什麼變化？
萬方：有很大變化，我的心理強大了。人最悲傷的、最痛苦的感情產生在與至親的人身上。和不那麼親密的人產生矛盾衝突可能過去就過去了，不會真正傷心。我一生中到現在為止最難以面對的這些真相，現在都可以用文字攤開在太陽底下，讓更多人看見。寫完後我對很多事情都看透了，也敢於面對了，或是說不在乎了。
書鄉：書中牽涉到許多複雜的人物關係，您有顧慮嗎？
萬方：寫這本書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媽媽和爸爸在一起的時候，爸爸是有家室的。用現在的話說，是所謂“第三者”的身份。我作為話劇和影視劇的編劇，也寫過一些小說，寫過各種各樣的情感關係，毫無障礙，而且我讀了那麼多的書，瞭解了那麼多人物，我是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感情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到了自己的爸爸媽媽這兒，我就有這麼難以突破的心理障礙。
萬方、兒子與父親曹禺
書鄉：尤其在寫父親的前妻鄭秀時。
萬方：其實我可以不寫她（鄭秀），或只是很模糊地提一下。其實在寫作過程中我一直存著種種疑慮，也找不到答案。我問我兒子，應該怎麼寫，怎麼從我——曹禺和方瑞的女兒的角度去寫鄭秀？我兒子也做編劇，我們寫劇本時常常會交流，他代表了年青一代對事物對人性的理解。他跟我說，你怎麼想的就怎麼寫，把你的感受寫出來就行，不要躲避。我覺得對，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尤其在情感上，只有你所瞭解的那一點點，我把它寫出來就行。哪怕是最親的人，心裡想的什麼我也不可能全都知道，只能盡我所能表達出來。
書鄉：您還寫到母親流產的事，這件事您的父親和好姨都不願提起，當時是怎麼考慮的？
萬方：她流產這件事只有我姨和我爸知道，我姨說這個事情你不要寫了，我沒有立刻反駁說“我就要寫”。好姨今年99歲了，我當然不能當面違揹她的意思，但我心裡是很堅定的，凡是我知道的、真實發生的事，我就要寫出來。實際上真正有力量的、有價值的東西就是真實，虛假的東西沒有價值。媽媽走的時候我太年輕了，還根本不懂得如何疼愛她。隨著年齡越來越大，這個念頭有了之後，最鮮明最清晰的念頭就是要真實，不真實那我就不寫。戰勝這些（顧慮）讓我活得更坦然了。
萬方（左一）與兒子、妹妹去北京醫院看望父親曹禺
爸爸是個軟弱的人
書鄉：您和妹妹對待媽媽的去世有一點分歧，您的憤怒為什麼會比她更強烈？
萬方：這也許跟職業有關，我是從事創作的，更敏感、更情緒化。我的憤怒妹妹理解，只不過媽媽死的時候她年紀小一點，而且她1985年就出國留學了，可能有種更旁觀的視角看待這件事。空間的隔離會給她一種疏離感，媽媽的死可能成了一種遙遠而模糊的記憶了。她是學醫的，認為媽媽有藥物依賴的問題也有道理。然而我認為，如果不是“文革”，媽媽不會死。人都有一種對痛苦的迴避，當一件事讓你感到痛苦的時候，就不願意去回想，情願遺忘。但我從未對媽媽的死淡忘過。
書鄉：媽媽和好姨這對姐妹也是性格不同的人？
萬方：她們性格完全不同不奇怪。好姨也受過很多打擊，被打成“右派”，發配農村。性格是很重要的決定命運的因素。媽媽表面上很文弱，內核又是個很純粹的人。她的世界很小，全部是對爸爸的愛，對孩子的愛，對父母的愛，她的生命就是由愛組成的，這是佔據她生命的支撐力量。媽媽雖然吃安眠藥死去，但直到最後她的愛都是堅定不移的。
書鄉：您的媽媽去世時，爸爸把自己關在小屋裡，這是為什麼？
萬方：最讓我疼的就是，當時街上天天喊口號，打倒誰，油炸誰，火燒誰，爸爸媽媽就坐在小破沙發上，相對無言。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我爸隨時可能被抓走，我媽看著我爸問：你還愛我嗎？這種生命力讓我又難過又感動，這不是每個女人都能享有的對愛情的堅定。
書鄉：他也沒有去醫院，是沒有勇氣面對嗎？
萬方：我們去醫院太平間最後見媽媽一面，爸爸沒有去，但我們當時並沒有想過為什麼他不去。他在“文革”中成了一個廢人，把自己關在小書房裡，連媽媽死的時候他沒露面我們也沒覺得有什麼不正常。但當我後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忽然想，他真的沒去看媽媽嗎？是不是我記錯了？但我妹也說他沒去。爸爸是個軟弱的人，他膽小。他就是不敢面對，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難道不痛苦嗎？對他來說那是無數的回憶啊。
書鄉：現在你能理解他。
萬方：他躺在小屋時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也說不出什麼來了。雖然他還活著，但這種失去對他來說是毀滅性的。我們年輕人很快就會被更有意思的事情吸引，忘記媽媽走的事，但我爸不可能。但他也不會怪我們，他太瞭解人性是怎麼一回事了。
書鄉：他們一起吃安眠藥，一起倒在飯桌上，是不是因為他們儘管相愛，但已無力為對方提供精神支撐了？
萬方：就是這樣。我爸說，你讓我死吧，我媽說，你先弄死我吧。他們倆都不是堅強的人。尤其我爸爸，他是個非常多愁善感的人，他有什麼辦法呢？可能吃安眠藥是個辦法，趕快睡一覺，一睜眼事情就過去了。無望的日子可能只能這樣。後來他老了，又和我繼母李玉茹結了婚，婚姻很幸福，他對媽媽還是念念不忘，經常會和我無意間提起媽媽。我也有很多遺憾，沒有足夠的機會了解他們。如果能再多跟爸爸聊聊我媽就好了。
書鄉：我看曹禺先生給巴金先生寫的信說，希望自己走在巴老前面，這樣就把難過留給對方了。
萬方：他對我媽媽也是這種想法。他一直認為他會先走，結果媽媽先走了，他就覺得對不起她。他認識媽媽的時候，媽媽是個從未離開過父母的、單純的女孩，但他已經是寫出過《雷雨》《日出》這樣出名作品的劇作家了。他會想到他們當年怎麼不容易相愛的，最後竟然是這樣的分手，他真的是心碎。
《你和我》 萬方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作家只能寫了解的生活
書鄉：曹禺先生吃安眠藥是受您母親影響嗎？
萬方：不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爸爸就患了很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都住院了。只不過那時候我太小，不大理解這個病有多麼可怕。它是一種綜合的，包括焦慮、抑鬱、強迫等表現。他老說，站在高處就想跳下去。那時候在國內還沒有“抑鬱症”這個概念。這跟媽媽沒有關係，可能跟職業有一定關係，很多演員、編劇等搞藝術創作的人都會吃安眠藥。
書鄉：曹禺先生對創作一直有種焦慮，他知道外界對他“江郎才盡”的批評。他對自己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萬方：我覺得他是個天才，他是我爸爸我也要這麼說。誰能在23歲寫出《雷雨》？我認為《北京人》是他創作的頂峰，寫完《北京人》他還很年輕，只有三十多歲，是一個劇作家最好的時候。新中國成立後，他還寫過一些作品，比如《蛻變》《明朗的天》《王昭君》等，但跟他之前的幾部作品無法相比。他寫不出東西來，不是個人的悲劇，是那一代作家的悲劇，錢鍾書、沈從文等作家後來都不再寫作了。我爸也去體驗過生活，去打醬油，去賣瓜，但他就是寫不出來，因為這不是他真正瞭解的生活。他真正瞭解的，是繁漪，是周樸園，是陳白露，是在他的生活中的人物，是他自己分裂出的人物。如果他不能真誠地寫作，他就寫不了。老年後，他的這種能力已經喪失了，並不是他沒有才華了。我們都有我們瞭解的生活，那就寫我們瞭解的生活吧。
萬方與父親曹禺
書鄉：晚年面對《雷雨》再次在人藝演出，他也擔心觀眾不喜歡，但您沒有安慰他。
萬方：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不願意安慰他。我有點不好，但我就是不想順著他。我知道他想讓我說“你的作品是經受時間考驗的”，但這用得著我說嗎？難道他自己不能判斷嗎？後來他寫不出東西的痛苦，我雖然同情和理解，但我又有點看不起，我覺得為什麼不能振作呢？實際上他就是不能。他1996年去世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如果我像他那樣曾經自我否定到極點，把自己踩在腳底下，再想站起來，從心裡掏出東西，這個過程是很難很難的。我趕上了好時候，沒有受到過他那麼大的打擊，我經歷了可以自由表達的空間，這是我的幸運。而他就沒有這種幸運了，非常可惜。
書鄉：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嗎？您與父親在這一點上有相似之處嗎？
萬方：他很悲觀。我覺得天才型的、寫出大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是悲觀的。創作的衝動來源於對現狀的痛恨，如果對一切都很滿意，就沒有表達的衝動了。我也是悲觀主義的人，我感興趣的事情必然是令我困惑的。自我懷疑肯定有，但後來也釋然了，因為所有人都有自我侷限。我爸說我眼高手低，這對於搞創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好的狀態，必須眼高，才知道往哪去。
（原標題：萬方寫父母於“碎珠子”中尋找真實）
（本文圖片由萬方提供，選自《你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