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飽經滄桑的古石橋，一個是破敗荒涼的千年白塔；一個是面目全非，一個是搖搖欲墜；一個是大刀闊斧天翻地覆，一個是紙上推進少人問津……很難說，這兩處文物哪一個是更幸運的。為什麼一些地方在文物保護和修復上，不作為就是“廢墟現場”，一作為就是“災難現場”？
一處位於山西省金元時期的古代石橋近一段時間被修復後面目全非的視頻日前在社交媒體流傳。據報道，橋頂建築部件大多被移走，被冠以全新的現代石料，橋體兩側也發生變化，面貌完全改變。這一古橋名為鐵梁橋，位於山西省忻州市，年代或可上溯至金、元時期，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月20日，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處白姓處長表示，忻州市文物局正在現場調查、寫材料。
山西省忻州市莊磨鎮連寺溝村鐵梁橋修復前後對比 圖據澎湃新聞
就在同一天，有報道稱，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約有1000年曆史的遼代白塔，目前裂開至少18道黑縫，生出100多個黑孔，塔身傾斜，不時有磚塊墜下。維修工作長達7年始終在“紙上”來回打轉，遲遲不見修繕，導致千年遼塔面臨倒塌。
一個是飽經滄桑的古石橋，一個是破敗荒涼的千年白塔；一個是面目全非，一個是搖搖欲墜；一個是大刀闊斧天翻地覆，一個是紙上推進少人問津……很難說，這兩處文物哪一個是更幸運的。
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武安州白塔破敗而悲涼。圖據新華每日電訊
近年來關於文物破壞性修復的新聞屢見不鮮：2013年，遼寧朝陽市雲接寺中精美的清代壁畫被今人新畫完全覆蓋；2014年，山西晉城青蓮寺被“破壞性修復，宛若新生”；2016年，位於遼寧市綏中縣的小河口長城，在經過當地文物部門的修繕後，幾乎被“抹平”；2018年，河北易縣的古塔表面被刷上了一層嶄新的白灰，修復得“煥然一新”……另一方面，那些被荒廢的文物建築也可以拉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為什麼一些地方在文物保護和修復上，不作為就是“廢墟現場”，一作為就是“災難現場”？
作為文物的管理者，有的文保單位可能會很委屈：破敗了，你們說沒人管；修復了，你們又說修壞了。事實上，文物如何保護和修復是一個相當複雜且精密的系統工程，其中既有理念與價值上的審慎考量，也有文化和技藝上的嚴格要求，絕非只有“任其荒廢”和“煥然一新”兩個選項。
19世紀初，歐洲在文物保護和修復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法國派和英國派。法國派認為，對古建築的修復是一種風格的修復，修復就是恢復建築原有風格。英國派則認為，修復是對古建築的徹底破壞，儘可能維持現狀，儘量延長古建築的壽命才是最好的保護。這兩種理念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了歐洲古建築保護理唸的進步，造就了保護文物建築及歷史地段的國際原則——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
該憲章明確，必須利用一切科學技術保護與修復文物建築；強調修復是一種高度專門化的技術，必須尊重原始資料和確鑿的文獻，決不能有絲毫臆測；其目的是完全保護和再現歷史文物建築的審美和價值；還強調對歷史文物建築的一切保護、修復和發掘工作都要有準確的記錄、插圖和照片。
我國《文物保護法》也規定：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還規定：修復應保護現存實物原狀和歷史信息，應當以現存的、有價值的實物為主要依據；獨特的傳統工藝技術必須保留，所有的新材料、新工藝必須經過前期試驗和研究；正確把握審美標準，不允許為追求完整、華麗而改變文物原狀。
可以說，對元代古石橋和千年遼塔的保護和修復都屬於懶政派。破壞性修復和紙上“修繕”，既違背了國際通行的原則，也違反了我國的法律和相關修復原則，對文物中所蘊藏的豐富歷史信息都是一種損害。這不僅說明相關人員對歷史文化遺產缺乏敬畏之心，也反映出文化保護和修復環節中存有漏洞。比如，對鐵梁橋來說，“修復”前雖有殘缺，但仍不失其文物價值、藝術美感和歷史信息，而經過“修復”，卻變得“冰冷、生硬和醜陋”。需要追問的是，是誰主持了這樣的“修復”？“修復”是如何經過文保部門審批的？“修復者”具備什麼樣的訓練和資質？面對目前的“修復”現狀，管理者和修復者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文物建築是可以觸摸、感知的歷史和文化，任其湮滅和破壞都是對歷史和文化的不負責任，稍一大意即有可能變修復為破壞，喪失古建築的歷史風貌和價值。因此，對其保護和修復一定要秉持慎之又慎的態度，切忌草率和過度，切忌想當然和瞎折騰。
一方面，需強化法律責任，提高“破壞性修復”的違法違規成本，不管是善意還是過失，只要對文物造成了破壞，就要追究其法律責任乃至刑責，不能只是一罰了之。另一方面，對文物建築的修繕，應對其原貌和破損情況進行仔細的研究分析並諮詢專家意見，制定詳細的修復方案，力求在修復中“修舊如舊”，乃至“修舊如故”，既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又最大程度地修復好古物。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趙清源
編輯 汪垠濤
紅星評論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紅星新聞V6.8全新上線，歡迎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