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伊凡作為市值近800億上市公司產業生態體系的主要建構者之一，高峰看上去非常放鬆。
那是1月中旬一個晴朗的下午，我與這位投資人一起在上海的一處辦公樓裡。他畢業於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無線電系現為電子工程系，85級同學自稱“EE85”）。事先約的酒店大堂太吵，剛好附近有一個他所在基金投資的公司。
他身後是繁茂的發財樹、半面牆專利牌以及各種榮譽證照。當時的中國半導體上市板塊正持續上漲，即將集體創下歷史性的新高。
即使在不久之前，在美國的科技封殺之下，一些中國的龍頭科技公司曾一度處於災難的邊緣。中國的半導體行業並沒有就像玻璃那樣的脆弱。產業版圖明顯在重構，高峰的心情仍然快樂。
“半導體更是這樣，遲早是中國的天下。”他認為中國的市場大，人才比較多，中國的技術產業也亟待提升。這是他離開全球最著名的半導體企業，回到中國的重要理由之一。
從特許半導體、臺積電到華虹NEC，在高峰之前的職業經歷覆蓋了半導體生產的關鍵鏈條。兆易創新創始人朱一明，2017年乾脆邀請高峰加入石溪資本，打造兆易創新的產業鏈生態，石溪資本正是兆易創新出資建立的基金。
就在高峰剛剛考進清華的1985年，摩爾定律已發佈20年，在1平方釐米的硅片可以集成3500萬個晶體管，半導體產業已發展到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階段。那時，英特爾推出全新一代微處理器80386，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AMD）開始涉足CPU領域，硅谷風投鼎盛。
但此時在中國，半導體產業剛剛起步，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成立僅5年，落後國外產業領先水平幾十年。彼時，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專業，迎來了趙偉國、虞仁榮、舒清明、趙立新、任志軍、趙立東、馮晨暉、高峰、劉衛東、呂煌、鬱群慧等一批新生。
如今35年過去了，上面這些名字以及他們的同學校友們，在過去幾年撐起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半壁江山。
在浩大而變幻莫測的產業浪潮中，很難定義一群人推動某個產業發展的作用，更不要說面對的是世界級巨頭林立、高端芯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中國半導體產業。
當我們試圖追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30年發展軌跡時發現，在1985年曾經出現過一個不起眼的小小奇點。
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半導體產業過去十幾年的突飛猛進中，至少半數公司的核心高管與團隊成員都畢業自清華大學。這其中，來自EE85的，又是清華半導體人才主要培養院系至今，畢業生從事該行業人數最多的一屆。
韋爾半導體（603501）、兆易創新（603986）、格科微電子、燧原科技、新恆匯等一批半導體各鏈條上的企業從他們手中誕生。
這一群人所參與創立的半導體公司有的已上市，總市值超過3700億人民幣，佔據中國半導體上市公司總市值20%以上。
在中國A股半導體上市公司總市值前20名中，他們就佔據了5席，領域覆蓋半導體產業鏈中的IC設計、製造、封裝、終端設備等。
總的來說，1985年是個微妙的年份，對於當初選擇半導體方向的一部分同學，在當時似乎也是一個賭注，要知道在他們1990年畢業的時候，幾乎所有半導體方向畢業的人，都無法在國內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
在此後的35年時間中，這一代人幾乎經歷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每個重要階段，他們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中所經歷的故事，是中國半導體發展鮮活的濃縮史。
在距離“奇點1985”35年之後，儘管中國的市場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仍沒有改變高端芯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現實。在中國芯片急需要突破之際，回味這段歷史尋找他們奮鬥的足跡，有著特殊的意義。
典型曲線
1990年，對於高峰和選擇其中半導體方向的同學們而言，機會顯然在國外：他們所學習的專業是全球產業的熱門。
彼時，日本半導體如日中天，全球半數半導體產品已經由日本企業製造，為了保持主導權，美國開始扶持韓國企業與之對抗，半導體產業全球博弈正酣，全球互聯網時代剛剛開啟。
趙立東就趁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第二年的政策東風，去到美國留學。如今，他已經回國並走到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尖峰。
趙立東創辦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兩年，就推出了AI訓練芯片“邃思DTU”。這款產品是繼谷歌和英偉達之後，中國首枚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高端訓練芯片。
坐在記者對面的趙立東，頭髮梳得一絲不亂，Polo衫的領子熨得平整，說話會習慣性帶著英文。用他的話說，剛去美國時，硅谷叫“Silicon Valley”，2000年之後，硅谷半導體的熱潮褪去，互聯網一片熱火朝天，就改口成了“ Software Valley”。
從1994年紮根硅谷到2007年參與創立AMD中國研發中心，趙立東也想不到自己會與中國半導體產業捆綁得如此緊密。邃思DTU的橫空出世，是中國半導體躍進的一個體現。
“我們畢業時，國內半導體行業跟國外水平相比差得太遠。”即使是趙立東回國創立AMD中國研發中心的2007年，國內情況還是如此。但如趙立東所說，今天的產業繁榮是多個因素疊加造就的。
“好比你是個廚師，但是手裡什麼都沒有，還是做不出一桌很好的宴席，一樣的道理。”趙立東說多年知識的積累，人才的積累，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以在全球半導體發展史上地位獨特AMD為例，其在收購ATI後，成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術的公司。AMD中國研發中心成立從之初不到200人，發展成為5年後的2000多人。在這個國際大廠，培養和成長了大量本土集成電路人才，他們參與設計，驗證和量產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在實踐中學習了先進的工藝技術和管理流程。
“AMD現象”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積累的一個縮影。
這裡，有建制完整的團隊，有先進的流程管理、有實戰經驗，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行業長期發展積累，衍生出來新的紅利，燧原科技並非唯一受益的公司，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也在最近十年實現了快速發展。
其實，趙立東更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前紫光集團副總裁。有意思的是，他選定和記者見面的地點是在清華東門外的紫光咖啡廳。
從這裡往南是啟迪科技大樓，向北正是紫光大廈，後者也在和清華大學千絲萬縷的關聯中，見證中國半導體產業從發展到躍進的軌跡。
紫光的衝刺
2014年9月24日，半導體產業發生兩件大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正式設立；世界芯片巨頭英特爾也在這天宣佈，向紫光旗下的展訊通信和銳迪科微電子的控股公司投資約15億美元。
彼時，董事長趙偉國已為紫光集團確定了世界級芯片巨頭的目標，併購是他眼中達成這一目標的重要路徑之一。2015年在北京亦莊的一場研討會上，趙偉國的演講衝擊了很多人。他說：“資本投我們，我們拿錢去做產業，資本再到資本市場去套利”。
趙偉國用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國集成電路發展之路：有條件就自己搞研發，沒條件就從海外併購。而紫光集團併購的對象，無一例外是來自於芯片行業產業鏈最有實力的企業。
成功併購後的整合也是問題。此前，英特爾注資的控股公司，其背後的通信基帶芯片企業展訊和銳迪科，一直以來都是競爭對手。銳迪科擔心被展訊“吃掉”，一時人心動盪。而負責重建銳迪科管理層與核心技術團隊的任務，落在了趙偉國的老鄉，同時也是大學同學的任志軍身上。
生於新疆庫爾勒的任志軍，清瘦、高挑，頗有學者氣質，同學們都親切地喊他“阿任”。就是在那時，任志軍接到了鬱郁不得志的趙立東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原本計劃將AMD一條產品線移到北京的趙立東，卻遭到美國同事的掣肘。
“你趕緊回來，機會有的是。”阿任把老同學趙立東“喊”了回來。2014年12月，和趙偉國見面後，趙立東正式到紫光上班，3個月後被任命為銳迪科總經理。趙立東前後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重新梳理了銳迪科的產品，在對銳迪科管理層進行重建後，銳迪科基本走出低谷。2017年3月，趙立東昇任紫光集團副總裁。
然而，在如競爭激烈的產業鏈條中，獲得成功並非易事。半導體行業高度細分，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細緻，本來這是一個最好的產業鏈鏈條，但隨著近期美國不斷對中國的高科技行業施加封鎖線，使得這個行業有脫鉤的風險。
“剛畢業時，技術都在海外，那時做高端芯片是空談。但這麼多年，政府、產業界的投資，跨國公司或本國企業都在培養人才，加上國際形勢對自主可控的倒逼，這是最好的時間點。”趙立東眼中的半導體發展黃金時期，在中國才剛剛開始。
同樣，任志軍眼中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大基金來點了一把火，趙偉國來了又點了一把火，有幾株火燒得特別旺，終於有了燎原之勢。”如今最新的扶持半導體大基金，也正在進二期的投資中。
如今，紫光完成了“從芯到雲”的高科技產業鏈佈局。芯片部分以長江存儲、紫光展銳、紫光國微為主力，網絡部分以新華三及紫光股份為核心。
紫光在芯片領域的發力以及中國物聯網產業的崛起，讓諸多人看到了創業的機會。趙立東就乘勢加入了AI芯片創業潮，“高端訓練芯片是一個壟斷市場，正是中國所需要的。”
因手機而贏
趙立東決定創業時，任志軍也決定從頭開始做一家公司。而他創業的最大一筆投資來自同學老虞——韋爾半導體創始人虞仁榮。
同學們眼中的老虞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前天打了通宵麻將，轉天去參加全校大一數學競賽還能拿一等獎。虞仁榮也屬於同學眼中比較有錢的人，其實是他會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掙小錢”。如今成為韋爾半導體掌舵人的虞仁榮，大部分時間都在拜訪客戶，因為“客戶是商業邏輯中最重要的一環。”
2017年國內半導體公司密集上市，坐落在上海張江的韋爾半導體便是其中之一，如今那裡匯聚了長三角最重要的一批創新力量。
採訪那天，虞仁榮有別的安排，因此採訪任務交給了同在韋爾多年的同學韓傑。採訪結束後，韓傑帶著記者去辦公室拜訪虞仁榮。從他的辦公室往外望去，川楊河和西溝港交匯，沿著張衡路走1.4公里是創新河。
這位登上2020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創始人，看起來平易近人，穿著黑色的羽絨馬甲和格子襯衫，帶著無框眼鏡，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線。他說話語速不快，卻讓人猜不到他下一句會說什麼，他強調客戶和市場的重要性，他說半導體產業不斷變化，永遠在變，這是這個行業最有趣的一點。
2018年8月，韋爾豪擲130億元併購CIS領域全球前三的企業北京豪威，與世界級一線品牌廠商搭上了線。在終端設備中，CIS相當於半導體裡的“眼睛”，攝像頭、虹膜識別、人臉識別都有應用。其在下游應用領域中手機市場佔比最大，在安防和汽車領域的圖像傳感器市場市佔率第一。
併購豪威，韋爾拓寬了在安防和汽車領域的市場範圍，豪威的產品被帶到韋爾的客戶中，韋爾也通過豪威與世界級一線品牌廠商搭上了線。
但相比紫光併購的發展路徑，分銷起家的虞仁榮，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場倒推產品的道路：市場需要什麼，反過來設計產品。2003年後，中國手機市場展開了一輪飛速發展，虞仁榮看到了這洶湧而來的趨勢。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虞仁榮並沒有打算先做產品，而是通過籤代理線切入手機市場。
彼時，德信無線和中興通訊的一批人出來做IDH（Independent Design House）。IDH是上游IC原廠與下游整機企業之間的橋樑。IDH比IC設計廠商更加靠近市場。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韓傑回憶，當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設計公司，龍旗、聞泰，對韋爾成立的影響很大。
虞仁榮打算做手機時，決定放棄之前的所有生意，當時韋爾的上海公司還有一大部分電動自行車的市場，砍掉的時候大家都不太理解，那時，手機都是國外品牌，大家看不到國內品牌的成長希望。
但與虞仁榮觀點不謀而合的還有老同學趙立新——格科微電子創始人，“半導體公司，手機贏了就都贏了，手機輸了就都輸了。”
2003年，趙立新從美國回國創立格科。而此前一年，寧波波導年銷量達678.55萬臺，躋身手機市場2002年銷量前三甲，市場份額達10.4%。
回國之前的趙立新，曾在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做了三年制造，又到美國ESS公司做了一年CIS設計，隨後進入UT斯達康，豐富了製造和設計經驗。在2003年趙立新回國創立格科之前，寧波波導2002年的銷量已達678.55萬臺，躋身手機市場2002年銷量前三甲，市場份額達10.4%。
但在彼時的中國的手機產業鏈中，攝像頭還是無人問津的領域。儘管市場空間很大，中國卻沒有能做設計的公司。趙立新便選擇從從攝像頭傳感器做起。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學魏軍回憶，2005年7月第一款產品問世後，趙立新去拜訪中星微電子。那一年，中星微電子是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芯片設計企業，勢頭正猛。
中星微電子的人說：“老趙你要是能夠按照這個要求做出產品，並做到這個價格，達到我們的要求，就可以給中星微做ODM。”這個產品是安裝在電腦攝像頭上的傳感器。為了抓住中星微這個客戶，趙立新接下單子。
2006年和2007年兩年，許多同行紛紛進軍PC領域。而臺灣、韓國、美國的公司都在傳感器行業與他們競爭，眼看2007年就要虧損，趙立新做了一個關鍵決定：進軍手機市場。
2006年，中國手機銷售量為1.0919億部。2007年底，格科做出第一個按照手機規格設計出來的攝像頭傳感器，2008年公司快速擴張，營業額從幾百萬美元做到2000多萬美元。乘著手機發展的東風，到2010年，格科的營業額超過1億美金，2014年營業額達到階段性的頂峰。
同樣因手機市場而改變命運的，還有卓勝微電子的聯合創始人馮晨暉。如今卓勝微也已是A股市場上射頻前端芯片領域的頭部企業。
2009年，卓勝微第一款產品數字音頻芯片問世。那時普遍應用的是調頻FM廣播，馮晨暉和團隊看中了數字音頻廣播的DAB標準。辛苦做了兩年，東西卻賣不出去。2010年，天使輪融的錢差不多快花完了，已有的產品沒有市場和客戶，新的產品還沒出來。
馮晨暉用壓抑、迷茫但堅持不懈，來形容那時的工作狀態。還是和老同學交流受到了啟發。
虞仁榮說：“一定要看主要的客戶在做什麼，看主要的芯片廠商的規劃是什麼，如何與之配合，而不是閉門造車想出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2014年，卓勝微調轉船頭，將射頻前端芯片作為公司的主攻方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三星一直是我們最大的客戶，如今包括華為、OPPO、vivo、小米也是我們的客戶。”在馮晨暉看來，這些年不斷髮展壯大的國內手機廠商，正是他們這類芯片公司得以繼續發展的土壤。科創板和大基金，更多意義上是錦上添花。
下一個十年
當中國芯片產業遍地開花，時間回到35年前，高峰他們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場景，用投資人呂煌的話說，三十年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和國外的差距是“幼兒園和大學的差距”，現在已經是“初中和大學的差距”了。
劉衛東還記得，在校期間給老師們“打零工”的日子，大家用座標紙刻紅膜來設計芯片，而國外已經在用計算機設計芯片。
到中科院微電子所讀碩士的高峰，記憶中當年“國內最先進的生產線只能做到4寸和5寸，清洗設備清洗硅片時都是手動拉出來，按照指令人工清洗，而國際上已經有很多8寸的自動化生產線了。”後來新加坡特許半導體和臺積電的工作經歷，讓高峰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國內半導體產業的巨大差距。
早年的這群人，有點像一位孤獨的水手，划著小舢舨，走向一個旋轉的風暴。
在清華微電子所，這個在當時已代表國內半導體行業領先水平的實驗室裡，常能看見這樣的場景，一群研究人員趴在大桌子上，湊近圖紙上檢查錯誤，用肉眼驗證設計版圖。
即使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中國半導體開始有發展勢頭，但仍然進步緩慢，“市場換技術”的思路，很難給半導體的發展帶來實質性的助益。
高峰記得他研究生期間去韓國南亞半導體株式會社學習交流的場景，學習使用當時國際先進的大規模集成電路用的設計軟件——美國Compass來設計芯片。彼時，這個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國家，在美國和日本的基礎上實現了DRAM領域的趕超，並在1995年先於日美開發了256M的DRAM。
作為半導體專業為數不多的女生之一，鬱群慧畢業後留在了老師的公司——三年前被創業板上市公司飛天誠信收購的宏思電子，專注自主研發信息安全應用集成電路的芯片設計公司。
最初沒有資金搞研發，為了生存，他們從反向設計做起，接客戶委託設計的任務，把市場上已有的產品拆解分析，把功能都弄明白，然後自己做成產品，再拿給客戶做生產，相當於做設計服務。
“這個（反向設計）也是積累，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我們後面也很難具備正向設計的能力。”鬱群慧說。反向設計的路徑是90年代許多中國芯片公司走的路，很像美國當年學習英國工業革命成果一樣，“學習、吸收、再創新”。鬱群慧說。
市場變化莫測。當卓勝微們逐步脫困之時，劉衛東的久好電子在2014年剛剛成立，主攻傳感器信號調理芯片。但該類型的芯片見效週期長，能獲得投資的機會少。第一筆投資還是來自室友呂煌。
劉衛東原來留著一撮鬍子，說這樣在人群中很顯眼。後來把鬍子剃了，同學們笑說，年輕了不少。
他在微信朋友圈的內容，幾乎都是自己公司產品的介紹，即便是放假期間，也總能看到劉衛東在朋友圈發關於久好電子產品的信息。他還是清華校友總會半導體行業協會秘書長，同學們喊他“老劉”，熱心地張羅各類與之相關的校友活動。
劉衛東對生動形象的表達也不擅長，採訪之前，他甚至按照提綱將回答用電腦逐一打了出來。
和劉衛東一樣，帶有濃厚閩南口音的呂煌也說自己不擅長說故事。泉州安溪盛產鐵觀音，曾經到泉州拜訪他時，他更習慣邊泡茶邊聊天。曾經那些投資，被他一筆帶過，但卻樂於分享他對於行業的判斷。
當年畢業後回到老家泉州做實業，後涉足投資的呂煌發現，老同學們“搞芯片的更多”。加上舊有的專業功底，如今回看呂煌的投資佈局，芯片項目佔據約70%。這其中，韋爾2007年成立時，呂煌投資了410萬元，同時他還是兆易創新的早期投資人之一。
當初劉衛東就問呂煌，創業要是失敗了怎麼辦。呂煌說失敗不了，萬一失敗了，就當還當年請他喝酒的錢。原來在清華讀本科時，有一年呂煌過年沒回家，劉衛東從山西老家提早回校，揣著竹葉青和兔子腿。呂煌在學校南門接他，說以後畢業掙了錢，一定要再請劉衛東一次。
“所以要對自己的同學好點，尤其是同宿舍的。”多年後說起這段經歷，劉衛東開玩笑說。
到目前為止，很多人已經穿越了風暴眼，但所有人還在路上。對這群人而言，今後兩年是至關重要的考驗。現在，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新的範式變遷，物聯網、無人駕駛、工業4.0等，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著半導體技術的進步。
而清華大學EE85的同學，無疑成為這股潮流中不可忽視力量。許多人將原因歸結為“時代使然”。在他們眼中，未來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一生難得遇一次的”機遇已擺在面前。
接受採訪的眾人樂於分析形勢，不同的經歷，每個人在採訪中對形勢的分析各有側重，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像高峰記得大學班主任周育誠常對他們說的話：半導體很難，但將來一定有希望，大有發展前途。
新冠疫情籠罩到當下，註冊資本2041.5億元的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開始進行二期投資。儘管企業們的信心受到影響，高峰並沒有計劃減慢投資速度。受到國內“新基建”的推動，他眼中的半導體，國產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5G基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半導體都還將繼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魏少軍、陳大同等這批人，他們算我們的老一輩，學長師兄，他們看到了、經歷了，甚至親身參與了，他們心裡一直希望能看到他們支持的公司，能夠實現當初的承諾，能夠真正做出中國的大芯片。”採訪即將結束之時，下午4點多的北京依然黑得早，望著遠處五道口一些已經亮起星星燈火的辦公樓，趙立東突然話鋒一轉：“這票人心裡都有這麼一個夢想，我能很深切的感到，你知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