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陽光近日出品的《清平樂》引爆屏幕，也為大家呈現了大宋王朝的精彩故事。
宋仁宗作為《清平樂》的主角，更是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其實在很多影視劇裡都可見這位仁兄的身影，《少年包青天》、《開封府》等等，“狸貓換太子”的傳說想必大家都不會陌生，沒錯，主角就是他。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宋仁宗到底是什麼樣子呢？在宋仁宗時代，可以說是文人輩出，晏殊、范仲淹、蘇軾、韓琦等等，都出自這個時代，他們在朝堂上縱橫捭闔，指點江山，激越慷慨。
這是一個“學而優則仕”的時代，也是一個“槓精”出沒的時代，包拯就曾經因為仁宗給寵妃的親戚封了“宣徽使”一職，被他極力反對，說話也慷慨激昂，噴了仁宗一臉，但是仁宗並不惱怒。
包拯只是這些“槓精”的代表之一，宋仁宗時代的“槓精”隊伍遠遠不止他一個。
一、宋仁宗時的政治環境是盛產“槓精”的“沃土”
《清平樂》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節，范仲淹初去應天府書院教書，因為穿戴樸素，而被學子們嘲笑，一個有功名的士大夫太過邋遢，不注重儀容儀表，有辱斯文。
然後范仲淹在書院門口問及，什麼叫斯文，何為有辱斯文。
學子與他一番唇槍舌戰，范仲淹絲毫不退避，這段說明了一個問題，文人多的地方，爭論必然會多，而北宋的文論之風尤盛。
宋仁宗時代是一個文風開化的時代，經濟、文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宋詞，在文學史上，像一顆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輝。“活字印刷”的先驅者畢生的發明，使得知識傳播更加便捷，知識獲得的渠道更加豐富，以往復雜的竹簡工藝逐漸被“活字印刷”所代替。
范仲淹
這種代替換來的是，文化的長足發展，以及更快捷方便的讀書方式。宋代的科技為文人創造了學習的“沃土”，更讓這些“槓精”們有了用武之地。
宋代“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得文人學子們紛紛走上歷史舞臺，在這個時代中，他們長袖善舞，享受著文人慷慨激昂的瞬間。
宋仁宗時代的文人永遠不缺賞識他們的人，因為國策如此，“學而優則仕”是每一個文人實現報負的最佳途徑，可以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與蘇軾把酒問青天，和晏殊小園香徑共徘徊，與歐陽修一起淚溼春衫袖。
這是一個文人集體實現理想的舞臺，科舉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使得學子們登堂入室的機會更多了起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切都有可能，《清平樂》中的韓琦在梁家鋪子前的豪言壯語，使得宋仁宗對他刮目相看。
一介布衣，也能在科舉的戰場上成功突圍，一舉成為國之棟樑。
科舉制度也使得文人倍增，在這樣寬鬆的環境之下，沒有了殺頭的危險，也沒有文字獄之虞，朝堂之上，朝臣們可以唇槍舌戰，連皇帝都要對付時不時冒出來的“槓精”。
這是一個文人的時代，也是一個“槓精”出沒的時代，就像民國，很多大師，本身才學過人，但是遇到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也會不遺餘力的“槓”上一番。
二、一個常懷敬畏的人，使得政治環境寬鬆，言論自由，必然政和人通
宋仁宗的“仁”得到群臣，乃至後世的認同。他的仁愛，以及對於臣下的體諒包容，終宋代一朝也找不出來第二人。
宋仁宗執政之時，林語堂這樣評論宋朝，說這個朝代是最好的時代，這番言論不是單純的誇獎，確實是有實據的。
雖然宋朝因為“澶淵之盟”被後世所詬病，但是並不影響仁宗時的經濟、文化等等發展，也並不影響仁宗時的寬和。宋仁宗時代，文人士大夫敢於直言進諫，但是沒有一個因為此事被殺掉的，所以才有《清明上河圖》的富庶，才有北宋詞壇的發展，才有科學技術的進步。
臺灣藝術家蔣勳先生也這樣評價過宋朝，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王凱版宋仁宗
蔣勳先生無疑也是肯定了那個文人的“沃土”，宋仁宗終其一生，沒有發動過“文字獄”，沒有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正是由於這樣的寬容，很多“槓精”在這個環境應運而生。
他們為天下而“槓”，為民眾而“槓”，《清平樂》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韓琦因為梁家鋪子的事情，和宋仁宗發生了一次爭論，因為惡霸勒索，韓琦仗義執言，路遇趙禎來買蜜餞果子，為他解了圍，趙禎問他為什麼不報官，韓琦說，“因為欺負人的源頭不在這些豬頭，是天下所有官的上司，是大宋的官家。”
韓琦認為不讓百姓在坊間開市，是民生疾苦的源頭，這個規定也是官家制定的，年輕的韓琦是有理想的，他說，“我若金榜題名做了朝臣，不敢說建功立業，定不欺上瞞下。”這是宋代文人的氣節，也是仁宗寬容的態度形成的政治氛圍。
君權神授的思想，貫穿整個封建王朝，可是宋仁宗偏偏是一個對生命，對自然，對權利常懷敬畏之人，他不濫殺無辜，甚至對“文字獄”之類的事情非常反感，吹毛求疵的文字錯誤，或者文人的牢騷，他也並不會多想，譬如曾經有一個舉子給成都知府獻詩，其中有一句，“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首詩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帶著反動意思的，但是仁宗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這不過是老秀才急以求官而已”，甚至還給了秀才一個司戶參軍的職務。
仁宗之“仁”給了文人們大展身手的舞臺，他以寬和的態度，讓他們實現天下為公的理想與抱負，當他的案牘之上，一封范仲淹的公文出現之時，如一縷清風，讓年輕的趙禎為之振奮，“如今科舉取士標準，文墨辭藻所佔比過重，而經義策論不足，就取經國濟民之才而言，輕重顛倒。然而更改國朝科舉標準，牽扯甚多，尚未到能行之時，予願嘗試改變，書院育才方式。”
年輕的趙禎看到這樣一封言辭懇切的公文，眼裡有光，他肯定了范仲淹的一句話，“讀書人的憂天下之心，比詞藻重要。”
由此可見，此時的文人，心中是有理想的，他們為了理想而“槓”，為了天下而“槓”，也為了民生疾苦而“槓”，韓琦如此，范仲淹也是如此。
楊玏版韓琦
仁宗的寬厚，也給這些為了天下、民生而“槓”的文人們一方施展才華的舞臺，所以後世學者認為，那是一個文人嚮往的時代。
三、“槓精”的產生，也有利益集團的爭奪
再好的時代，也是有弊端出現的，仁宗雖然把仁德發揮到了極致，不砍文人的腦袋，也不輕易治罪，但是時代總是會賦予它特有的標籤。
雖然宋仁宗平穩過渡了宋代的中葉，可是內憂外患的事實還是存在的，“澶淵之盟”的影響，以及冗官現象非常嚴重，外患虎視眈眈，內憂臃腫不堪，這些問題都困擾著宋仁宗與他的臣子們。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句話放眼四海皆准。朝堂之上的爭端，總是會與人產生關係。於是范仲淹與呂夷簡就發生了化學反應，兩個不一樣的化學物質，在一個特定的情況下發生了爆炸，甚至出現不相融的化學狀態。
一個銳意改革，一個傳統保守，本身就是一對反義詞，所以必然發生碰撞，《清平樂》中有一個細節交代了各個利益集團所站的隊伍，宋仁宗趙禎說，呂夷簡本來才學平平，只因為在太后極端落魄的時候，幫助了她，所以太后的提拔也不過是感恩。
范仲淹
這些細節很簡單，呂夷簡代表的是劉太后的利益集團，而范仲淹是代表的皇帝的思想。
兩派實際pk，都有他們各自的“尚方寶劍”，此刻祖宗家法就成了他們解讀自我利益的“金科玉律”。
范仲淹曾經提出過裁減官員的建議，司馬池也曾經附議過他的觀點，甚至提出了強迫官員提前退休的建議，這些新潮的思想，肯定會動了利益集團的蛋糕，兩派的爭執也達到了高潮。
“槓精”的重點開始在裁減人員上游離，利益集團的爭鬥，使得政治走向也更加複雜。
內憂還在不停爭鬥之中，西夏的騷擾又進入了高潮，李元昊稱帝，派使臣去宋朝要求合法性，“冊為南面之君”，在這些外族力量逐漸強大之時，內憂還沒有徹底解決，這也是仁宗時代的憂傷。
利益集團的出現，總會有很多爭端，朋黨之爭也會為“槓精”們的“槓”提供了舞臺，范仲淹對於吏制的改革，必然會觸動官員們的利益，所以在這方面，他雖然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但是卻失去了大多數人的擁護。
這些“槓精”們，在利益之中開始了辯論，范仲淹與呂夷簡的恩怨由來已久，當時范仲淹曾經寫過一個《百官圖》，說，“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這個意圖很明顯，就是針對呂夷簡的。
這些日常開“槓”，在仁宗一朝，非常普遍，最後呂夷簡以朋黨之論在仁宗面前和范仲淹開“槓”，結局是范仲淹被貶饒州。
走了一個范仲淹，還有一群“槓精”在路上，歐陽修、蔡襄等又走上了歷史舞臺，與呂夷簡進行日常開“槓”。
在利益與理想之中，文人們也在尋找著平衡，在變革與利益的博弈之下，時代也在經歷著蛻變和洗禮。
宋仁宗的整個政治生涯，就是在這些“槓精”的鞭撻之下，變得政通人和。因為有了這些“槓精”為了理想的付出，才有了把酒問青天，絲絃佐香茗，桃李為師友，歌舞慶昇平的錦繡未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