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不缺乏历史知识，缺乏的是历史观点，读史修史，皆贵有识。
——邓之诚
赵匡胤以武将黄袍加身，但北宋却没有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反而历九帝共167年，不仅有《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更有11世纪的人才盛世。"靖康之耻"后的南宋面临北方强敌，虽偏安东南一隅却历九帝再续153年赵宋国祚，也有钱塘荣华，海运之盛，理学之兴。充满矛盾的320年宋史始终是了解剖析封建王朝的经典样本。
《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以"词贵乎纪实，且使世俗易知"为原则，写尽了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的城市经济繁荣和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言中却以不同于正文的白描手法，用充满感情的笔触，不吝笔墨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败。
除了制度方面，对于北宋徽钦二帝应对无方，《朱子语类》中更是反复提及。对于宋徽宗朱熹评论到："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一件事作得应节拍"。对宋钦宗更是说："但于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无刚健勇决之策，绕说著用兵便恐惧，遂致播迁之祸，言之使人痛心"。即便是针对南宋皇帝的批评，《朱子语类》也是毫无顾忌地加以引用记载，如"张戒见高宗，高宗问："几时得见中原，戒对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对于北宋，朱熹整体的议论是"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作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设施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这段议论其实已经触及到了了北宋"守内虚外"、"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以及"祖宗之法"的核心问题。除了《朱子语类》，两宋还存在大量的文人笔记，其间除了诗文之外，对于国策、人物都多有涉及，这既体现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特色，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的舆论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
元代对宋史研究最大也是唯一的历史贡献就是编纂了让后人又爱又恨的《宋史》。《宋史》、《辽史》和《金史》同时开工编纂，丞相脱脱为三史都总裁官，参与编纂的学者不仅包括汉人儒臣，也包括蒙古、回鹘、回族等少数民族学者，这是历代正史编修中的一次创举。同时，三史同修既避免了谁为正统的争论，也丰富可供相互印证的历史资料。为了保证修史经费的保障，脱脱将江南三省南宋时的学田钱粮专款专用，使得修史顺利进行。然而时值元朝末年时局混乱，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脱脱的继任者阿鲁图又不谙于汉语，两年半时间便完成三史的定稿刊刻，对于修纂三史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来说显然太过仓促。《宋史》卷帙浩繁，材料丰富，以今天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版权页信息比较，496卷的《宋史》共813万7千字，高居正史榜首。但是《宋史》的一人两传，前后颠倒，资料相互抵牾，凡此总总纰漏，随处可见。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正是由于元人修纂《宋史》过于匆忙，章法凌乱，菁芜共存难辨，到了明朝，时人就开始有了重修《宋史》的动议，然而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见动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明成祖时期《永乐大典》的修纂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其后的朝廷已经无力负担另外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明代的宋史研究水平，反而是在明朝迎来了宋史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明代德清人陈霆《两山墨谈》中记载"元末韩山童者，自言祖父系宋㣧，国亡变姓……其他所在兵，皆以兴宋为词"，可见，即便过了近百年，赵宋在民间仍旧有着较强的号召力。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成为元末民族矛盾中的汉人追求的目标。开国之后，明代很多政策制度本身就是元代和宋代的混合体。编撰《宋元通鉴》的薛应旂指出："回视宋元，世代不远，人情物态，大都相类"。明成祖北征蒙古无功而返， 回师途中死于榆木川，再以后的明代就面临着和宋人同样的境遇:北有强敌，瓦剌或者鞑靼，再之后还有取而代之的满洲。同时，明代重拾科举，儒学再兴，为宋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人才，明代的宋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展开的。洪武到正德年间是明代宋史研究的起步初创期，从嘉靖至明亡则是明代宋史研究的大繁荣时代，而这期间也正是明朝北部边患最为频繁，民族矛盾逐渐加剧的时期。明代产生了123部宋史著述，存世的62种基本都成书于这一时期。
明人所著宋史既有纪传体也有编年体，前者如王洙的《宋史质》和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后者如薛应旂的《宋元通鉴》和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尤其后两部书将宋元历史视做一个整体加以观察，这是明代宋史研究的一大创新，对今人将唐史、五代史与宋史进行整体研究的治学方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明人还创新出了"本末体"的修史方法，最著名的当属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作者在序言中有段极为精辟的论述，一语道破宋明之间的历史联系：
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经世致用，从宋代的治乱得失中汲取历史经验为本朝所用，这是明人治宋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故而在论及宋史时能够明显看出对现实的投射。以《宋史纪事本末》为例，占据该书篇幅前五位的"纪事本末"分别是：王安石变法、秦桧主和、二帝北狩、蒙古陷襄阳和蔡京擅国，明人对宋史的关注点其实就明代当时内政、外交的重点。
清代的宋史研究明显不如前代，原因在于宋代那样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此时早已荡然无存。述说明史为清代治史者所禁忌，民间私修《明史》者无不以身首异处为结局。于是，清人找到了一条言论明史的迂回道路，那就是治宋史。所谓"论宋"实为"论明"的故国之思，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寄托了学人研究宋史"明亡追究"的潜隐动机。明末清初诞生了不少至今仍被宋史学者重视的重要论著，如王夫之的《宋论》，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清代对宋史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绝佳时机，对《宋史》进行了校正勘误、考证、训诂，这也是乾嘉学派朴学之所长，今天所见《宋史》正是以此为底本。
图 2宋代交子目前仍未见实物，这是"北宋人物仓库图印钞铜版"的拓片。图中特别标明"除四川外"，宋代的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围猎中国，洋务兴起，西风东渐，中学式微，宋史研究也陷入停滞，相关著述渐次凋零，有见地的议论当是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提到的: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 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 ，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辛亥革命前后，宋史研究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日本学者的加入。如内藤湖南在《唐宋变革论》提出了著名的"唐宋之变"，并且就中国历史分期这一问题提出了宋代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折。抗战时期，抗拒外侮的战争史无前例地激烈，民族存亡成为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杨家将、岳飞这些宋代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者顺理成章成为全民族抗战的象征和崇敬的英雄。这就给宋史研究者提供了绝好的发挥空间，此间宋史大家当属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1943年，正值抗战最坚难的对峙阶段，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序》中写下了那段被千百次引用的名句: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文史不分家，文为形式，史为内容。从孔子著《春秋》开始，治史之路绵延两千年而未曾断流，仅仅作为正史的《廿四史》就达4000万字！古今中外，唯我华夏。何以如此？这是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农耕对于经验有着很强的依赖，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天气、地理和水利，一切需以时令为准绳，急不得更是拖不得。故而，国人注重经验的积累，更会及时终结经验和教训，总是习惯性从过往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至于历史，就是人类的经验总和。
宋人对过往王朝的成败得失尤其重视。欧阳修以一己之力重修五代史而后有《新五代史》，成为廿四史中唯一的私修正史。几乎就是同时，他又和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历时17年，奉诏官修合撰而成《新唐书》。司马光更是避居洛阳，耗时19年而编著成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正是对于唐代、五代历史教训的及时总结，方有北宋的东京梦华。即便如此，有宋一代依旧成为了后来人的殷鉴。
武人篡位、宦官专权、女主干政、外戚独大，这些曾经导致王朝覆灭的陷阱，宋代通过制度设计都完美地一一跳过，却不想落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党争。所有的陷阱都是自己事先挖好的，唯一不确定的是什么时候掉入哪个陷阱。这是宋朝的宿命，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