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绩溪名人谱上，有这么一家子。大家长姓索、夫人姓姚，两个子女一个姓鞠，一个姓沉，加上父辈姓周。一家血亲三代五个姓，绝对算是史上一绝。
这位“大家长”就是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文化闻人、开明书店的高级编辑、出版家、著名作家巴金早年的挚友、二十年代至今四十年代知名科普作家，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同时也是胡适的外甥——索非。
索非这名字，几乎被时光所湮灭。二年前笔者读散木先生写的《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索非》一文，知道了绩溪民国时期还有这一位文化名人，而邑人却知之甚少，从而萌生了我设法了解这位绩溪乡贤的念头。
索非（1899-1988），安徽绩溪岭北徽阳村（今庄川）人，本名周祺安，父亲周绍谨是胡适的三姐夫，早年在上海周浦镇经商茶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少时的索非聪慧绝伦，只读了几年私塾的他，受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读书，颇有志向。年轻时他就鄙视依赖祖业的生活，只受私塾教育的他，就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只身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求学，探索人生的道路。他曾经当过学徒，尝试过多种职业，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他刻苦自学，做过推广世界语的工作，编过世界语课本，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并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他也曾因政治牵连而坐过军阀的监狱。终于，在出版界及文学界他找到了他的事业和朋友，从而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界的闻人。
（上图为1929年5月29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欢迎奥地利世界语学者Ebner（前排右二）来访。前排左一为索非，后排左一为巴金）
索非早年和巴金一起从事过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以及30年代的世界语运动，是世界语推广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在此期间，作为主将的索非还亲自编著了多部世界语学习教材，如《世界语入门》《世界语分类词汇》《世界语汉语对照读本》和世界语译本。可以说，索非是我国早期倡导的普及世界语的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犹如寺庙断了香火，世界语的普及工作未能在我国生根发芽，推广壮大。现在，几乎没有人识得世界语了。
索非全家（摄于上世纪30年代末）
志存高远的周祺安，不愿安享祖业，又感于氏族间的不断恩怨，废弃了自己的“周”姓，自取名为索非，取“不索非何以求是”之意。
1929年冬天，索非和姚鞠馨结婚。姚鞠馨是宁波镇海人，父亲经营钱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上海，他给孩子取名叫“鞠躬”，希望孩子能够为了国家鞠躬尽瘁，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我国神经科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1931年，鞠躬的妹妹出生，索非给第二个孩子取名“沉沦”（后改名为沈沦，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索非、姚鞠馨、鞠躬、沉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少年鞠躬就成长在这样一个不拘世俗的的幸福四口之家。
台湾故旧绝音尘，垂老犹思得一亲，怅望海天无限意，甚时促漆话淞滨。这是1983年6月钱君匋先生写给“世侄”鞠躬的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一位“故旧”深深的思念情。这位“故旧”是鞠躬的父亲、当时居住在台湾的索非，他与钱君匋是开明书店初创时期的同事和好友。
鞠躬称钱君匋为“钱爷叔”。在西安工作的他，回上海总要去看望父亲的好友巴金和钱君匋等。他告诉笔者，那次在上海看望钱爷叔，“他当场写下这幅字，没有说什么，对父亲的思念都在字里了。”
后来，这幅字一直挂在鞠躬的书房里，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他说：“我在房间里坐下来就面对着这幅字。”
(上图为索非编写的《世界语入门》教材）
（上图为开明书店旧照）
1926 年8 月间，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一块“开明书店”的牌子挂起来了。开明书店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设的一个著名出版机构。当时主要编辑人员有赵景深、王蔼史、夏洐、夏丐尊、徐调孚、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索非等，几乎都是民国时期的知名文化人。
（上图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明书店编辑和作者合影。前排左三为索非，二排左四为巴金，后排左三为钱君匋）
（三十年代的巴金）
1927年2月，一个在法国留学的叫李尧棠的年轻人，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文字。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灭亡》诞生了。写完后，他用硬纸面的5个练习本整理和抄写了全稿，再加上自序和题词——“献给我的哥哥’，随即寄给祖国——上海开明书店编辑的友人——索非，在稿本的扉页上，他郑重地写下自己的笔名——巴金。
索非收到了《灭亡》，感觉不错，就很快编辑了出来，把稿子推荐给了主持编务的叶圣陶，叶圣陶一见此稿，马上就决定将之连载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样，巴金一炮打响，而《灭亡》的发表也使巴金从此走上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图为初版巜灭亡》）
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应索非之邀住在同一栋小楼里。不久，索非结婚，住在楼上，巴金单身住在楼下。巴金不喜欢交际，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每天过着看书、写作的生活，许多报刊编辑常常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巴金常常写作通宵达旦，至天亮才搁笔睡去。索非则在清晨上班前，到巴金屋里的桌子上将刚写完的稿件带走。巴金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其间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上图为他的杂文集《龙套集》）
索非才华横溢，不仅精于世界语，编写教材，同时也写杂文，还翻译并发表了不少世界语译作，如 《幸福的梦》《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和《小国王》等。
1926年前后，索非就有诗作发表，此时也开始了歌词创作。索非创作的第一首歌是《爱的系念》，此后，索非陆续创作了《我要唱唱》《月下》和《只有一个甜蜜的吻》三首歌词，均由邱望湘作曲，分别发表于《新女性》1928年第八、九、十期，后与《爱的系念》一起收入1930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春蜂乐会丛刊”抒情歌曲集《金梦》。
（上图为索非写的少儿科普读物《孩子们的灾难》等）
索非还是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知名的科普作家。在抗战期间，根据战时情况，索非还写过一本《战事救护》，是“战时常识小丛书”的一种。那时，抗战兴起，索非作为“一位富于经验的医学者，在上海南京路难民收容所内，以三个月的热心而有效地服务”，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这样一本浅显易懂的书，赢得了好评。
索非同时也关注青少年读物的写作，先后创作了少年丛书《孩子们的灾难.学校传染病篇》、《顽童杂记》、《人体旅行记》等。
在上世纪80年代，叶永烈编辑《中国科学小品选》（三卷本）时，其中收入了索非的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他是百般查寻，最后找到了索非的子女，由鞠躬写了一篇《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附在书中。巧合的是巴金得知了此事，又为《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题了字，这使得《中国科学小品选》增色不少。
索非翻译丰子恺插图的波兰童话巜小国王》
（上图为襁褓中的索非夫妇与爱子鞠躬）
索非还是一个医生，一个没有经过正规学校但考试合格、合法的医生。抗日战争期间，索非亚在上海四马路欧洲大药房楼上有一个小诊所，在开明书店工作之余，通常是利用午休的时间，他到那里去看病人。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一些书籍、药品，简单的医疗器械等，似乎已把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塞满了。去找他看病的都是一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父亲看病不是为了营利，实际上无利可营，他常常免费给一些劳苦的病人看病，甚至赠送一些药品给他们。他的学医、行医是为了他的信念。
鞠躬晚年回忆，一次晚饭后，父亲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上，在一张大圆桌的后面，背靠着有一面大镜子的五斗桌上，把我叫到他的身边，问我打算如何救国。我回答说：“当兵，打东洋人。”他说：“东亚病夫当兵也没有用处，要学医才能救国。”在我们的祖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在一年里有着过不完的“国耻日”的日子里，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思索，怎样才能救国。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过去的一些想法今天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毕竟是赤子之心，甚至是一些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可以说，鞠躬立志学医，显然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图为索非之子鞠躬，神经生物学家，1929年11月22日生于上海市，原籍安徽绩溪。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同年被选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高级师资班接受培训，1953年起任教于第四军医大学，1985年建立神经生物学研究室，任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任所长。现居西安）
索非在“开明书店”服务多年，可谓股肱重臣。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6年索 非 应 范 寿 康 先 生（1896.1.6-1983.2.27）之邀去台北工作。范寿康是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当时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寿康知道索非熟悉文化、出版，聘请索非担任台北的开明书店、台湾书店负责人。索非和夫人姚鞠馨、子女一起去了台湾。鞠躬原本要报考台北医学院，满额，回上海，后来报考湘雅医学院。夫人姚鞠馨和女儿沈沦也因局势动荡而回上海。索非手头工作未做完，暂留台北。不料1949年之后海峡阻断，索非孤身在台北，无法返回上海，便以开办友信书房维持生计。范寿康倒是在1982年从台湾经美国回到北京，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翌年病逝于北京，而索非则始终未能回到大陆，终在1988年在台北逝世。
（作者：汪后华2019年元月7日于华阳镇望翚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