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遭遇了沒有預料的失敗,是一場沒有準備的戰爭。孫子兵法揭示了戰爭勝敗的重要原則:敵我雙方決勝的關鍵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老祖宗的經典戰爭原則在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統治者那裡蕩然無存,閉關鎖國的清政府對英國這個對手的情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和世界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渾然不覺,一無所知,而英國很早就對中英雙方的差距瞭如指掌,並且做好了戰爭的準備。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1840年5月,鴉片戰爭已經進行了近兩年,道光皇帝向群臣提出了四的問題:究竟該國(英國)地方周圍幾許?英吉利至新疆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英國)與俄羅斯(沙俄)是否接壤?面對這些問題,滿朝文武官員無人知曉。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最終敗下陣來,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並沒有使封建統治階級警醒,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之中,把《南京條約》看成“萬年和約”,天真的認為天下從此太平無事,正如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朝廷不瞭解英國的政風民情,幾乎沒有中國人意識到中英之間在社會制度和生產力上的差距,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一位中國文人汪仲洋這樣描述西方人:“他們的長腿不能彎曲,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藍的眼睛畏懼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就連在廣東抗敵前線的林則徐也不真正瞭解英國的情況,林則徐相信“只要斷絕了對西方人茶葉和大黃的供應,他們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

而英國人很早就為戰爭作了周密的準備,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對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深入的瞭解,在軍事方面,他們得出結論:清軍已經不堪一擊,中國沿海的各種炮臺的防範措施很糟糕。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英國在1792年已經預言了中英之間戰爭的結局。英國以為乾隆皇帝補賀八十壽辰為名,派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來華。次年9月在熱河覲見皇帝,提出開放寧波、舟山群島及天津為通商口岸;在北京設立商館;將舟山群島之一海島劃給英國,作為英國的商業基地;將廣州附近一塊地方撥給英國,供英人居住,並允許英人在廣州自由出入;減免英國貨物在廣州和澳門之間的稅額等要求。乾隆逐條駁斥,並申明"此事尤不便準行。"馬戛爾尼失敗而去,但是他帶回英國一個信息和預言:中國衰弱已極;中英如發生戰爭,中國必將土崩瓦解。

英國隨後為發動戰爭做進一步的情報收集,1832年,英東印度公司派遣禮士,帶領胡夏米(化名,廣東商館職員)及傳教士郭士立等70多人,乘武裝商船阿美士德號,由澳門北上,經廈門、寧波、福州、上海、山東文登縣劉公島及朝鮮、琉球等地,歷時半年返回澳門。他們調查沿海駐軍的人數和裝備,測量河道港灣,繪製航海圖,英國為發動戰爭做積極準備。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1834年英國政府刻意製造事端, 7月英國首任駐華監督律勞卑乘軍艦來到中國"推廣英國貿易",律勞卑到達廣州和澳門後,拒絕與公行的行商接洽,而直接在廣州投遞書信,要求面見兩廣總督,企圖改變中國的貿易章程。兩廣總督盧坤認為外國人直接投遞書信不合定規,拒絕接受,並告知外國文書向例由行商代遞,並詢問其來華意圖。律勞卑態度蠻橫,乘軍艦在中國領海耀武揚威,十分張狂。9月初,盧坤下令中止中英貿易,英國的兩隻軍艦便闖人海口,一路轟擊虎門、鎮遠、沙角、橫檔、大虎各炮臺,並闖進中國內河黃埔。同時,英國水兵也攜帶槍炮,開進廣州商館。中國軍民奮起抵抗,包圍了英國商館。同年12月,在廣州的英國商人聯名上書英國,請求派遣"有充分規模的武裝力量,直接北上與中國政府交涉"。與此同時,英國倫敦、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資本家也要求英國政府採取強硬的對華軍事行動,打開中國市場。到1840年4月3日,英國議會進行了三天辯論後,英國政府決定對中國付諸戰爭。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知彼知己”

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並賠款割地告終,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道光年間有80萬兵力,是東方軍事大國,為什麼敗於英軍呢?英國的實力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當時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中國是一個落後的簡單的農業社會。這是超過兩個世紀的差距,清朝還是用四書五經培養人才,而英國是運用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培養人才,推動社會發展,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可以說是知識結構的失敗。19世紀初的清朝還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結果“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一步步的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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