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開始的鴉片戰爭，是一場值得後人仔細思索的戰爭。即使拋去民族主義敘事和開啟中國近代化的意義不談，這也是東方的集權帝國和西方世界最具活力國家間的第一次碰撞。

有趣的是，雙方的在戰前的有限接觸過程中，相互間都存在一定的情報和認識偏差。這些偏差不僅反映了雙方當時對世界的理解，也最終引發了戰爭本身。

英國人的認識偏差

1824年 珠江口的英國商船

英國在鴉片戰爭前，主要通過本國商人在廣東和浙江沿海的貿易經過，獲得對於大清帝國的理解。1792年的馬格爾尼使團，則為後來的軍事行動，提供了不少地理方面的情報。

但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包括英國人在內的整個西歐世界，都對遠東世界缺乏必要概念。傳統上，西方將德意志與意大利半島以東地區都稱為東方。希臘、奧斯曼土耳其、阿拉伯人、埃及、波斯和印度，都是東方問題的一部分。這個東方理念，隨著大航海時代成果的延伸，又推進到了東南亞與遠東。

歐洲人曾經將大清皇帝視為奧斯曼蘇丹與莫臥兒皇帝一個的君主

根據過往經驗，西方人認為東方人基本上都與先前接觸的穆斯林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無論是駕駛三角帆帆船的阿拉伯人，還是依靠馬匹駝隊跑物流的內亞部落，或是其他東方居民，都是朝貢道路上貪婪的夷人。大家都會希望從滿洲大皇帝的賞賜從，獲得符合自身心理價位的需求。這個幻想，一直到虎門要塞的炮聲響起，才有所鬆動。

英國的商人和外交人才，也同樣在東方世界活動了200多年。在面對一個人口眾多、國力雄厚的老大帝國時，他們也經常照搬在君士坦丁堡和德里的模式。即繞開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與官員，直接同奧斯曼蘇丹或莫臥兒皇帝這樣的最高統治者交流。這些東方式君主，或許對遠道而來的英國人，心懷厭惡。但看在貿易收入與技術引進的角度，任然不會排斥同西方人打交道。

清朝人所繪的林則徐虎門銷煙

但英國人始終沒有意識到，在大清朝的皇帝看來，貿易收入並非那麼重要。紫禁城裡的朝廷上，只有日益漢化的滿洲武士後裔和推動他們漢化的士大夫文臣。既沒有君士坦丁堡朝堂上的意大利和荷蘭商業代表，也沒有莫臥兒宮廷裡的葡萄牙醫生。葡萄牙人的澳門雖然已經建立數個世紀之久，卻在同北京的距離上，遠超達曼-第烏到德里的行程。

達曼-第烏到德里的距離

鴉片戰爭前後的英國人，急切的希望和中國皇帝建立直接聯繫。從而避免和效率低下又無實權的高級官吏打交道。但大清皇帝卻恰恰最怕和以武力為背景的藩邦來使，直接接觸。通過馬格爾尼使團事件，清廷上下都認為英國人是一夥極為麻煩的番邦。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扭曲信息，也讓他們多少對英國人有些忌憚。這更意味著，出於維護自身威嚴需要，大清皇帝在本能上拒絕與英國人有聯繫。

澳門到北京的距離

大清國的認識偏差

17世紀 荷蘭東印度使團成員所繪的紫禁城

過去，不少人想當然的覺得，鴉片戰爭前的清帝國，對外面的世界是一無所知的。但近些年的研究則表明，清朝最高層並不如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消息閉塞。他們已經知曉英國是一個有實力的域外大國，甚至還得到了一些關於拿破崙時代的戰爭情報。

但在宏觀層面上，大清朝廷對於外部世界的理解與認識，是隨著時間變遷而逐步退化的。曾經和蒙古與俄羅斯有過戰事的康熙皇帝，就知道通過留居北京的傳教士，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外邦聯絡。他本人還接見過荷蘭使團，甚至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交換畫像與禮物。外交水平已大不如前的乾隆皇帝，仍然會在龍心大悅時，接待英國使團。到了徹底封閉化的道光，就只能依靠中間人來蒐集些捕風捉影的三、四手消息了。

17世紀 歐洲傳教士在華見聞錄中的康熙畫像

軍事與技術層面上，大清帝國同樣沒有足夠的重視與動力。任何源自西亞的新式武器，都會被奧斯曼蘇丹、莫臥兒皇帝和緬甸與泰國的國王青睞。哪怕在面上要做出不削一顧的表態，回頭也可能立即向西洋商人訂貨。奧斯曼軍隊裡的法國與意大利炮兵專家，也由此而來。莫臥兒皇帝的葡萄牙僱傭軍和御醫，也自然是順理成章。即便是一個小小的泰國，來自西方的教官和僱傭軍人數，也大大超過了大清皇帝領地上的所有西方來客。

一些來自邊區的報告，往往語焉不詳。傳遞這些報告的人，更是成分複雜。包括少數留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一些廣州十三行的官商買辦，也有從西藏來的黃教喇嘛與偶爾造訪的尼布爾王國使臣。他們帶來的有限信息，不僅量少，而且彼此間是缺乏必要聯繫的。遠不能代替和外國人直接接觸，所能獲得的內容。

準備在御帳內接見馬格爾尼的乾隆

所以，在清朝君臣眼裡，英國就是喜馬拉雅山那邊的一個實力大國。英國人擁有強大的但不超過通常認知範疇的海上力量。當然，他們的陸軍在陸戰裡是無法和清朝大軍正面抗衡的。

這些被扭曲的認識，還參考了和十三行接觸的西方商船，以及在尼泊爾和緬甸戰爭中出場的西方新式火器。當道光皇帝下令追問洋夷戰俘，是否有陸路通向英國本土。他其實是在按照歷代人蒐集到的情報，理解英國那邊的實際情況。

清朝中期 對外的最重要情報機構居然是廣州的十三行

一場準備充分的戰爭

清朝方面對鴉片戰爭的備戰是非常用心的

基於上文所說的認識偏差，清朝與英國雙方，都對鴉片戰爭進行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工作。過去那種單方面認為清軍疏於備戰的論調，其實也是經不起歷史記載推敲的。

對英國人遠來攻戰的目的，清朝君臣都擺脫不了中國傳統王朝式的“叩邊”的思維。所以他們想象的戰爭場面，往往是蠻夷自恃武力強盛，到帝國境內劫掠一番。清朝自身也有一整套應付這種威脅的策略。

在經濟上全面封鎖，讓其匱乏於生活必需品的獲得。在政治上剿撫並用，瓦解蠻夷並不堅強的戰鬥意志。在軍事上舍棄漫長的邊境線，堅守某些關鍵要地，利用優勢火力粉碎蠻夷的兵力優勢。然後等大軍四合，將蠻夷一舉殲滅。

1841年 登陸廣州的英軍 曾被認為是來劫掠的

按照這個套路，從前明到大清，幾乎不存在解決不了的邊疆問題。乾隆征討四夷取得所謂十全武功，所用無非絕互市、守堅城、大軍進剿、適時招撫而已。在面對英軍之前，道光皇帝也用這個祖傳套路平息了西域的張格爾叛亂，將乾隆時代開闢的新疆土徹底消化。可以說自清中期以來，對付內外挑戰的套路已經成為了一種祖制。區別僅僅是對方的強弱之差。

清軍以全面落後武器迎戰英軍

在清初，規定每4000名綠營漢兵，要配備大小火炮100門。康熙時代，遠征雅克薩城的15000人軍隊，也就配備了190門大小火炮。但在道光準備同英國的戰鬥時，火炮比例有了史無前例的提升：

在福建廈門，清軍安放火炮479門，駐軍6000人。且花費巨資，修建了連英國人都稱讚為“可以堅守到世界末日”的長條石壁。

在浙江定海，清軍安放火炮121門，駐軍5800多人，水勇600多人。

在浙江鎮海，清軍安放了157門火炮，其中67門是質量很高的銅炮，駐軍4000餘人。

在守衛廣州與整個珠江口的虎門炮臺，清軍駐守兵力超過6000人，後方可供調遣的二線軍隊，超過11000人。防線上部署了火炮660門，其中不少是剛剛從澳門買來的歐洲貨。

在沿海要塞部署超過萬人駐軍，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個例。戰爭中，清廷還為了沿海戰事而派遣欽差大臣，也是史上罕見的高規格佈置。

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沿海防禦戰以清軍的完敗而告終

遠道而來的英軍，自然也不會對即將開始的戰爭，掉以輕心。

在當時，英國人參考了此前在印度地區的一系列戰爭。其中不乏強悍的邁索爾王國、馬拉塔聯盟和最為勇猛的旁遮普錫克人。這些印度本土勢力，不僅有專業的武士階層，還通過法國人的訓練和武裝，培養出各自的近代化軍隊。雖然清朝既沒有武德充沛的戰士階層，也沒有歐洲教官訓練的新式軍隊，卻依然有著龐大的武裝和戰略縱深。

英軍從本土與印度調兵的路線圖

然而在此後的戰爭中，英國人發現他們是多慮了。兩個多世紀以來，清軍幾乎未遇到過火力強於自己的對手。無論是北方的哥薩克和蒙古，還是南方的緬甸與尼泊爾，都無法用武器優勢去制衡自身數量太少的缺陷。清軍也自然養成了用各種槍炮進行火力傾斜的標準戰術。但這一切在1840年的英軍看來，未免是太小兒科了。

鴉片戰爭中英軍所遭遇的抵抗級別 遠遠比不上印度的各大勢力

後者甚至常常驚訝於清軍的“勇敢”。因為他們沒有印度人和緬甸人手裡的燧發槍，只有從蒙古和中亞引進的重型火繩槍。火炮在射程、威力和精準度上，也是全面落後。但守衛要塞的清軍，寧可忍受英軍優勢火力的投射，也不會像印度和緬甸人一樣，發起勇猛的衝鋒。只能在刺刀衝鋒的英軍面前，迅速崩潰。

被英軍佔領的廣州城

今天的我們，在時隔一百多年後回看這一幕幕場景。不由為雙方的巨大差距，唏噓不已。由人為阻隔所帶來的封閉效果，充斥著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

博弈的雙方，往往都對另一面的對手，有著巨大的認識偏差。但勝利永遠只屬於犯錯更少的一邊。當戰鬥力更強的英軍，比大部分清軍都更熟悉腳下的陌生土地時，大清帝國的慘敗也就不那麼讓人意外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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