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嘎尼爾使團回國後，法國曆史學家阿蘭·佩雷菲特這麼描述當時英國國內反應：“
如果中國繼續關閉大門，那就只好用大炮把它轟開。”在現代人的眼裡，西方來使最初提出的要求按照西方的標準衡量談不上蠻橫無理。自由貿易，正常外交往來以及設立駐外使館等目標不會觸動現代人的敏感神經，而且是慣常的外交方式。然而中英兩國最終爆發衝突的導因，卻是西方侵擾中國的一個更為可恥的因素：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中國輸出鴉片。
罌粟
19世紀中葉，英國國內不限制鴉片，而中國禁止鴉片——雖然吸食鴉片的中國人已越來越多。英屬印度當時是世界罌粟的種植中心，英美商人勾結中國走私販子大肆走私鴉片，鴉片成了打入中國市場的極少數產品之一。英國聞名世界的製成品在中國被視為要麼奇技異巧，要麼質量低劣。西方開明輿論對鴉片貿易感到尷尬，然而商人卻不肯放棄利潤豐厚的鴉片貿易。
清廷討論過對鴉片解禁但控制其銷售，然而最終還是決定禁菸，徹底取締鴉片貿易。1839年，朝廷派遣一位練達的官員林則徐前往廣州查禁鴉片，迫使西方商人遵守中國政府的禁菸令。身為儒家士大夫，林則徐以處理棘手的蠻夷問題的手法處理禁菸問題：喻之以害，曉之以理。他抵達廣州後，要求西方商館交出所有鴉片銷燬，西方人不予理睬。林則徐於是將所有外國人，包括同鴉片貿易無關的人，封鎖在工廠內不準出入，宣佈只有他們交出違禁鴉片，方可放行。
隨後林則徐致函維多利亞女王，在中國禮儀許可的範圍內，以尊敬的口吻表彰女王的前任英王向中國進貢時表現出的“恭順”。林則徐此函的要旨是籲請女王躬親銷燬英屬印度領土上的鴉片一事：
惟所轄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噠啦薩、孟買、叭噠默、嘛爾窪數處，連山栽種，開池製造……臭穢上達，天怒神恫。貴國王誠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再圖種造者，重治其罪。 林則徐像
在英國人看來林則徐的言辭中顯露出中國的妄自尊大，但他的請求合情合理：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況天朝乎？……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懍遵憲典，將鴉片永斷來源……王其詰奸除慝，以保乂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
林則徐高估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對外國人下了最後通牒，威脅切斷中國產品的對外輸出。他以為西方蠻夷沒有中國的產品難以存活：“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外國報復不足慮：“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
林則徐的這封書函，維多利亞女王似乎從未收到。與此同時，英國輿論大肆渲染林則徐圍困英國在廣州的商館一事，聲稱這是對英國不可接受的公開侮辱。鼓吹“對華貿易”的遊說集團籲請議會對華宣戰。巴麥尊致函北京，提出“滿足英國要求，補償中國當局對居住於廣州的英國國民造成的傷害以及對大不列顛國王的侮辱 ”，永久性割讓“一個乃至數個面積足夠大，且位置適中的中國沿海島嶼”，作為英國貿易集散地。
英國人承認根據中國法律，鴉片乃是“違禁物品”。然而他們卻玩弄法律條文為鴉片貿易辯護，稱根據西方法律條文，中國的禁菸令因腐敗官員的暗自縱容而失效。巴麥尊的狡辯不可能令人信服，但他決心挑起事端，絕不因此卻步。鑑於問題的“急迫性和嚴重性”，加之英中兩國之間路途遙遙，英國政府令一支艦隊立即“封鎖中國主要口岸”，扣押“遇到的所有中國船隻”，攫取“幾塊對英國有油水的中國領土”，直到倫敦滿意為止。鴉片戰爭爆發了。
虎門銷煙
最初清廷認為，英國入侵純屬空口恫嚇。一名官員上奏皇帝稱，中國和英國相隔遙遠，英國人勢必難有作為：“英夷乃一渺小可憎之族，惟恃其船堅炮利耳。然遠道而來，必無新鮮食品接濟。兵卒既無糧草，一敗即士氣頓挫，惶然不知所措。”英國人為了炫耀武力，封鎖了珠江口並佔領了寧波對面的幾個島嶼。即使到了這時，林則徐仍然激憤地致函維多利亞女王：爾等海外蠻夷氣焰日張，竟敢辱慢我大清帝國。不從速“洗心革面”，改弦易轍，更待何時？爾等若能俯仰天朝，誠心歸順，或可洗清舊日罪孽。
中華上千年的天朝上國地位造成了清廷對現實的一種扭曲認識，驕傲自大帶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英國兵艦迅速繞過中國沿海的防禦工事，封鎖了中國的主要口岸。接待過馬嘎爾尼的中國官員不屑一顧的大炮顯示了巨大的威力。直隸總督琦善奉旨同一支駛到天津的英國艦隊交涉時，意識到中國防禦的薄弱。他看出，中國人無力對付英國兵艦上的火炮：“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須轉移磨盤，炮即隨其所向。 ”琦善看到，中國的大炮都是明朝遺留下來的，且“蓋緣歷任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於是琦善得出結論，廣州城無法抵禦英國的海軍力量，於是改為安撫英夷。他向英國人保證，中英在廣州的糾紛純系誤會造成，並不代表聖上的“大公至正之意”，中國官員將“秉公查辦”。但此前英國艦隊“須返回南方”，在那裡等候中國欽差大臣。琦善的這一手居然奏效了，英國艦隊駛回南方口岸，受到威脅的中國北方城市得以倖免於戰火。因為退兵有功，琦善又被派到廣州取代林則徐，再次辦理對夷事務。道光皇帝似乎並不瞭解英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命令琦善與英國代表談判時拖延時日，等待中國調兵遣將。皇上硃批：待談判久拖不決，夷人疲憊不堪後，我們可以突然襲之，將其降服。林則徐因招致蠻夷用兵遭到廢黜，被流放到遙遠的中國西部邊陲。被放逐的林則徐一路思考西方武器的優勢並擬寫了密摺，建議大清發展自己的先進武器。琦善到廣州上任後，形勢變得更加嚴峻。英國人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他們當初南下是為了提出的要求得到滿足，絕不會因為中國人的拖延戰術而緩兵。英軍炮轟了沿海的幾個港口城市後，琦善與他的英國談判對手義律談判簽署了
《穿鼻草約》，給予英國在香港的特殊權利，賠償英國600萬美元，並許諾今後中英兩國官員平等交往。
穿鼻洋英軍艦隊攻擊大清艦隊
英方重新任命了一位新特使璞鼎查，並告誡他要採取更強硬的立態度，因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允許在大不列顛與中國的交往中，中國人的無理方式凌駕於人類其他地方的合理方式 ”。璞鼎查抵達中國後，挾英軍優勢，封鎖了更多的港口並切斷了大運河及長江下游的航運。英軍兵臨古都南京，準備攻城，中國人這才開始求和。這次撫夷璞鼎查又遇到了一位新的中國談判對手——耆英。他是仍在做著自大夢的清廷先後派出的第三位官員，來辦理這樁幾無可能辦成的夷務。耆英對付英夷的辦法也是中國戰敗後慣用的戰略：戰爭或外交交涉均失效時，再曲意奉迎，以求耗垮蠻夷。在英國兵艦陰影的威脅下，耆英認為，朝廷大臣應再次採用歷代中國統治集團屢試不爽的方法：通過拖延、推諉和適當施與小恩小惠，一可撫平蠻夷，二又為中國最終戰勝外夷襲擊爭取了時間。
耆英竭力與“夷目”璞鼎查結交私誼，贈與璞鼎查厚禮，稱其為摯友——“因地密特”（耆英特別把“摯友”的英文詞 intimate音譯出來）。為了顯示兩人的深厚友誼，耆英甚至提議互贈夫人的肖像。更有甚者，他還表示想收養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始終住在英國，但改名為弗雷德裡克•耆英•璞鼎查）。
在一份他的奏摺中，耆英解釋了洋人與天朝打交道時，對中國人的殷勤好客感到茫然。耆英講述了他試圖安撫英夷的辦法：“
此等化外之人，於稱謂體裁，味然莫覺，若執公文之格式，與之權衡高低，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耆英盛情款待璞鼎查及其家眷主要是為了達到以拖待變的戰略目的，他的的熱情其實是精明算計的結果，誠信被當做一種武器；至於中國人是否真心實意並不重要。耆英繼而說：固在格之以誠，尤須馭之以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側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並有付之包荒不必深與計較方能於事有濟者。然而，西英軍絕對軍事優勢與清朝的心理較量的結果是，耆英與璞鼎查談判締結了兩項條約：《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這是兩個屈辱的條約，但在當時的軍事形勢下，英國人本可以提出更苛刻的條件。條約規定中國賠償600萬兩白銀，割讓香港，開放沿海5個“條約口岸”，准許英國人在此居住並與中國人通商。以朝廷控制與夷商的貿易，僅限特許商人在廣州一地經商為特點的“公行制度”從此名存實亡。除廣州外，
寧波、上海、廈門和福州又被增設為條約口岸。英國人獲准向各條約口岸派駐領事，並可繞過北京的朝廷直接與當地官員談判交涉。
南京條約簽署
英國人還獲得了對在中國條約口岸居住的本國臣民行使管轄權的權利。從具體實施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外國鴉片商今後只服從本國的法律和規章，而不必受中國管轄。當時，這一“
治外法權”原則在條約各項條款中屬於爭議較小的一條，然而日後卻被視為對中國主權最嚴重的侵犯。由於當時中國對歐洲的主權概念茫然無知，治外法權在中國成了帝國式微的象徵，而不是西方人違反了一條中國法律準則的象徵。由此造成的皇權衰微在中國境內引發了一連串的起義。清廷官員最初大多沒有意識到鴉片戰爭的長期後果，僅把朝廷作出的讓步看做融合並最終降服蠻夷的一貫策略。在大多數官員眼裡，剛打完的這場戰爭不過是一個蠻夷部落的一次鬧事而已。這些蠻夷依仗船堅，襲擊佔領了沿海地區的一些地方，甚至還控制了大運河沿岸的一處要地，迫使皇上作出一些讓步。然而西方列強不是那麼容易安撫的，中國的妥協讓步只會招致西方提出更多的要求。中國最初以為兩項條約只是暫時作出的讓步，沒想到由此開了一個頭，導致清廷漸漸喪失了大部分對本國商業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權。中國與英國締約後，美國總統泰勒馬上遣使來華，以求美國得到類似的好處。這是日後“門戶開放”政策的先聲。法國也與中國談判締結了一項內容大致相同的條約。上述各國都在條約里加上一條“最惠國”條款，規定中國今後給予其他國家的任何好處，也必須給予該簽署國。
這些條約是清廷在外國武力脅迫的陰影下籤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批，因此理所當然地在我中華歷史上臭名昭著。當時，爭執最激烈的一點是條約中規定的“地位平等”條款。此前，中國一直堅持澱積在其民族特徵中以朝貢制度為代表的中國至尊地位。如今，它卻遇到了一個不惜使用武力將本國從中國的“進貢國”名單上除名，並證明自己與天朝主權平等的外國強權。
兩國的統治者都知道，爭端的重大意義遠遠超出禮儀或鴉片問題。清廷願意用錢和通商許可安撫貪婪的夷人。然而蠻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則一旦建立，將會撼動中國的整個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會喪失天命。英方在給英國談判者的公文中，把中國賠償的數額看做一種象徵意義，但嚴斥他們默認了對英國不敬的中國公文，字裡行間仍透出“中國乃是上國”，或影射獲勝的英國依然是籲懇皇帝天恩的進貢者的意思。最終，《南京條約》裡面加了一項條款，明確保證中英兩國官員今後“往來，必當平行照會”（即清廷不再稱英國人“懇請”中國當局，或“不勝惶恐遵命”等等）。
清廷開始認識到中國軍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對策。起初，中國採用了傳統的治夷手段。在他們眼裡，入侵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渴望分享中華文化，希望在中國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因此，中國可以用耆英提出的手段逐漸將其馴化，最終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然而入侵的歐洲國家並沒有這種願望，也不滿足於追求有限目標。它們自認為是更先進的社會，追求的目標是掠奪中國，攫取經濟利益，而不是歸化中國文化。因此，它們提出什麼樣的要求取決於自己的財力和胃口。靠結交私誼不可能扭轉乾坤，因為入侵者的頭目不是中國的鄰國人，而是遠隔重洋。對於清朝的策略，他們表現出的隱晦婉轉、麻木遲鈍，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裝傻。
僅僅十年，中國從輝煌中跌落，淪為西方殖民勢力爭奪的目標。中國夾在兩個時代和兩種不同的國際關係概念中間，努力探尋一種新身份，尤其是設法協調標誌其偉大的種種價值觀與技術和商業之間的關係，而中國的安全繫於後者。但是從另一個辯證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帶給中國人民的不僅僅是災難，還有思維的變革，創新，也對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給中國帶來病痛的同時、也引領了中國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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