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鴉片戰爭，我們見到的大多歷史敘事通常是把白銀外流歸因於鴉片貿易。
如果這一歸因說的通的話，那麼它就有必要說清楚這麼一個事實，即：鴉片於1856年後幾十年間的進口數量事實上是遠大於鴉片戰爭之前的鴉片進口數量的，但大清卻有著持續的白銀淨流入。
於是問題來了，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為何會將白銀嚴重短缺的歸因侷限於於鴉片的大量流入？隨後的太平天國內亂為何非但沒給大清搞死，還反倒讓大清中興了一回？如果我們把這類問題放在世界歷史進程的座標系下考量，我們會發現哪些跟以往不盡相同的理解？我們為什麼不能脫離開世界市場和世界政治來討論大清和近現代中國的問題？
今天的書摘就嘗試討論上述問題。
1
世界市場對中國經濟的超越
在近代早期，中國無法再內生性地出現的技術進步與新經濟要素乃至新的知識要素，從西方到來了。
中國歷史上前兩次的技術進步與新經濟要素，都是出現在帝國內部，帝國的集權秩序的主導者（也就是君主）有機會率先抓住這些新鮮要素，使得帝國內部的均衡點向集權秩序一方偏移；這一次的新鮮要素，卻是出現在帝國外部，並且集權的力量永遠沒有機會把它內部化。換言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加入了世界市場，從此中國經濟的波動要受世界市場波動的深刻影響了，進而，帝國的財政能力與統治能力，都同樣受到世界市場波動的影響。
各個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及它們的相對經濟實力變化、內政調整，等等，都會構成影響世界市場波動的變量，波動又會反作用於諸國內部，這個互動的過程是複雜而又立體多樣的，超出任何單個國家的控制力之外。
對中國歷史而言，這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在古代平民社會無人可與其抗衡的集權秩序，因為外部要素的注入，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被均衡的可能性。從而，普遍理想對個體精神之普遍自覺的承諾，又獲得了繼續向前邁進的可能性，中國將踏上進入現代平民社會的路程。換句話說，實現現代轉型，成為中國歷史之精神現象學運動所內生的目標方向。這個目標方向的具體內容，也許在歷史完全展開之前還說不清楚，但是大致可以說出它不是什麼了——它不會是對於傳統的簡單延續，也不會是與現代的經濟及法權秩序截然對立的。
2
“內卷化”經濟的困境與機遇
來自外部的技術進步與新經濟要素，過程很複雜，本書不擬對其進行仔細分析，只從兩個值得討論的角度做一些要點性的觸及。
一是“內卷化”的中國經濟，因加入世界市場而獲得了突破的機會；再一是中國的貨幣供給受到世界市場和國際政治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的運轉，導致了深遠的政治與社會後果。中國的命運深深地嵌入在了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這兩個推動現代世界秩序演化的進程當中。
中國經濟內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過剩，以至於勞動力成本降到極低，極大地壓制了消費能力，百姓多半處於餬口經濟狀態。
據趙岡、陳鍾毅兩位的研究，從南宋開始，由於人口密度過高，勞動力的價格便開始下降，最低收入水平遠在兩漢以及北宋水平之下。之後由於治亂變化，人口數量起伏，勞動力價格又有過變化，但再沒有恢復到兩漢時期的高水平。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勞動力價格更是快速下降；進入嘉慶朝，勞動力的邊際收入僅僅只夠維生。
在人口壓力過大的情況下，城市裡容納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農村吸收，農村中過剩勞動力都被用於農村家庭副業上。這反過來對於城市裡手工業工場的生存造成嚴重威脅，只要是技術上可以由個別家庭為單位來生產的手工業產品——主要是在棉紡織領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近乎是零，城市裡的手工業工場便沒有任何競爭優勢。城市手工業工場只有在那些受技術與經營規模所限，農村家庭副業無法生產的項目當中，才能存活。
這樣一種經濟形式的演化，適合於對最大量人口的容納，卻以對技術進步的扼制為代價，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無法自拔。
3
內卷化的兩條破局進路
如何打破這個僵局呢? 有兩種途徑。
一是通過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的生產技術與組織技術向中國的傳入，基於現代技術而帶來的超高生產效率，最終使得農村副業本身不再有利可圖，逐漸縮小以致消失。
二是參與到自由的國際貿易當中，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因人口過剩而被壓到極低，其產品反倒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所以，“過剩人口，對於一個封閉的社會是絕對不利的，但對於一個開放的經濟則是相對有利的”。
這樣一種觀察從一個角度說明，中國問題，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這樣一個解的出現，正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體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場之後，得以有機會反過來重新定義世界市場——無論在積極還是消極的意義上——並因此進一步改變著世界市場中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外部約束條件。這樣一種歷史過程，從晚清的時候便已開始，在今天變得尤其明顯。
4
與國際貨幣秩序變遷相勾連的大清國運
前文已經述及，16世紀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銀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經濟獲得了發展，嗣後的財政改革也有了基礎。但是，在歐洲發生三十年戰爭之際，白銀的國際流動受到影響，導致了明朝末年的經濟大蕭條。
進入清代，白銀流入又逐漸恢復了，尤其是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讓白銀大量流入，經濟一片繁榮景象。在17-18世紀，日本是中國主要的白銀來源地，佔到3/4。但是從1775年開始，日本禁止白銀大規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後中國的白銀遂主要來自美洲。但是不久，發生了法國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劇烈衝擊，無法再維持美洲銀礦業發展，嗣後又發生拉美獨立運動，以致從1790年開始到1830年代間，世界金銀產量減少了大約50%，於是白銀流入中國的數量也驟然減少。
這使得中國從1808-1856年間遭遇到了嚴重的白銀短缺，銀貴銅賤的問題再次出現，一度白銀與銅錢的兌換比率上升為此前的近三倍。這就再次引發了類似明末的問題，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蕭條。百姓賣糧一般獲得銅錢，再依照市價兌換成白銀來交稅，稅額卻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銀銅比價來計算，相當於大幅增稅，生活極度困苦；給一般士兵的兵餉，同樣是依照舊有官價計算的銀兩數來發放對應的銅錢，這意味著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軍心也因此渙散。
整個過程中，鴉片的流入不是中國白銀淨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銀供給的驟然減少導致中國白銀流入的急劇減少，才是根本原因。
帝國對於白銀嚴重短缺的情況很敏感，將其歸因於鴉片的大規模流入的強烈反應，遂發動了禁菸運動，並引發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是，除割地賠款之外，還要將外貿秩序從廣州作為唯一的外貿港口改為五口通商。當時大清主要的外貿商品是茶葉、生絲、瓷器、漆器等，產地在江南、兩湖、福建等地。
在一口通商的時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運往廣州，南嶺以南以北皆可通過水路運輸，最困難的屬翻越南嶺的一段路途，因此養活了一大批廣西籍搬運工。五口通商之後，出口品可以就近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地出洋，於是廣西籍搬運工失業了。禍不單行，適逢銀貴錢賤的經濟壓力，再及人口已經膨脹到臨界點，這成了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誘因。起義在很短的時間內席捲了受到這種經濟壓力最嚴重的長江中下游地區。
但1856年之後，隨著加州和澳洲一些礦藏的發現，以及拉丁美洲秩序的恢復，世界貴金屬產量恢復了，白銀又開始較多地流入大清，以致雖然此後幾十年間鴉片進口數量大於鴉片戰爭之前，大清卻有著持續的白銀淨流入。這極大地緩解了大清的財政壓力，並且讓經濟開始恢復景氣。於是，帝國重新獲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能力，恢復景氣的經濟也淡化了民間對於天國的支持，大清才得以絕處逢生。
再之後，西方國家陸續開始實行金本位，主動儲備黃金，世界市場上白銀的供給開始過剩，白銀便更大量地流入銀本位的大清，帶來了大清經濟的繁榮。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一方面大清更加開放了經濟，國際貿易規模進一步加大，同時英國人開始主導大清的海關，關稅徵收效率大幅提升，大清的財政狀況極大改善。
而由於黃金相對於白銀比價不斷上升，相當於大清貨幣在不斷貶值，一方面刺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國家到大清來投資變得相當有利可圖，所有這一切的合力，方使得洋務運動欣欣向榮地搞了起來。
這個過程中，東鄰的日本由於其白銀供給可以自行掌控，所以經濟活動未受國際貴金屬市場的嚴重影響。但是，它發現自己無法與經濟復甦的大清在海外貿易方面競爭。
江戶時代在長崎控制出島貿易的海外中國商人，是數世紀以來所形成的環中國海龐大華人移民網絡的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壟斷了進入中國市場以及南洋市場的路徑。日本商人完全無法與其進行競爭，它力圖擴大與大清的商業關係這一嘗試不斷失敗，最終日本不得不選擇工業化的道路，以便和大清形成差異化競爭。而大清則陶醉在其擁有高度比較優勢的茶葉和生絲產業的發展。這使得近代的中日兩國逐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從這幾個簡單的例子當中可以看到，大清的經濟活動已經完全地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了。而國家的財政依託於經濟，政策執行能力則依託於財政。這種連鎖邏輯，使得脫離開世界市場與世界政治來討論大清的問題，變得極為隔靴搔癢。
《樞紐：3000年的中國》
施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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