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有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下评论，认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事实真如此吗？
荣禄如何迎来仕途发达？
荣禄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他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统帅军队、战死疆场，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一直得到皇帝拔识。
与宗室和满洲贵族结姻也是荣禄维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权势的政治手段。荣禄继室萨克达氏为御前侍卫熙拉布之女，与咸丰皇帝元妃萨克达氏（咸丰未登基前已殁）为本族。萨克达氏病逝后，荣禄续娶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荣禄长女为礼亲王世铎之子诚厚之妻；而贝子溥伦之原配为慈禧侄女，后病逝，经慈禧指婚，又娶荣禄侄女瓜尔佳氏为继室。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庚子回銮（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慈禧光绪回到北京）后，慈禧将荣禄幼女指婚给醇亲王载沣，后生育了宣统皇帝溥仪。这些联姻关系，无疑是巩固其权势的有力保障。
身为满洲权贵，荣禄与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惇亲王奕誴、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至关重要。荣禄与醇亲王年龄相近，在创办神机营时，备受醇亲王赏识，奉命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马贼等，获得知兵的盛誉。醇亲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特别受到慈禧信任。荣禄得到慈禧宠信、充任内务府大臣，也都有赖醇亲王的推引和支持。
荣禄仕途的发达除了攀附醇亲王这一重要因素外，还有当时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文祥和李鸿藻的鼎力提携。荣禄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基本上服务于宫廷事务，长期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中间一度受到冷遇。光绪十三年复出后，或任都统，或出为将军，仍然侧重旗籍事务。
荣禄扼杀戊戌政变，是功是过？
甲午战争后，恭亲王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而另一位满洲官员刚毅也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为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看，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系、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荣禄长期被视为“后党”、“顽固派”，是慈禧太后反动派的爪牙，他的反动派形象与康有为维新派的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学界长期将康、梁的活动作为甲午战后改革的主流线索来研究，忽略了清廷自身推行的实政改革。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而清廷推行的变法正是通常所说“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改革轨辙。荣禄、陈宝箴、张之洞都属于“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改革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农历，下同），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正值百日维新非常重要的时期。荣禄深感时艰责重，颇想有所作为。刚到天津任上，荣禄即致信载振（庆亲王奕劻长子）：
北洋任大责重，地方河工百务猬集，加以强邻环伺，交涉事件动须要挟，必须相机因应，冀弭衅端。目前海防尤为重要，水陆各军及时整理，练兵筹响，均费经营。
类似内容的信件不下数十封，足见荣禄的重视。在大理寺少卿盛宣怀一封致张之洞的信上也可以看出荣禄是主张变法图强的：“在津行时在仲相（荣禄）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与钧处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由此可见，荣禄绝不是反对维新变法的。
传统说法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从不进行制度变革、改革就没有根本出路的角度提出来的。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正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激发了朝野上下变革图强的精神，使得 原来只有少数大臣、督抚倡导兴办的洋务新政，在甲午战后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决策，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也得以较大规模地陆续铺开。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财政匮乏，这些未能取得多少成效。荣禄编练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
已有学者指出，以往常将整个戊戌变法只说成是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维新运动，或局限在戊戌那年的百日维新这短暂的时期内，其实，这并不能还原变法维新的全貌和复杂过程。戊戌政变后荣禄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换言之，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在守旧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荣禄在不触动旧的封建体制的前提下，仍在设法维护和推动实政改革。然而对荣禄的练兵成效视而不见，反视其为“顽固”派，很大程度上是以康、梁变法的激进标准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径的结果。
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慈禧、荣禄等人的扼杀，而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派过于脱离实际、急躁鲁莽的做法缺乏分析，把一切新政全部归结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倡导，也不尽符合事实。更何况，荣禄在政变后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当时得到很多积极的评价。对此，也不可尽信康、梁之言，将荣禄完全一笔抹杀。
荣禄为何历史形象不佳
从戊戌年八月政变发生到庚子年五月义和团事件爆发，近两年的时间里，荣禄与刚毅的矛盾与权力冲突是清廷内部十分突出的一条主线。在处理两宫关系问题上，荣禄意在调和，宁人息事；刚毅则借用康党之案，迎合载漪，排除异己。荣禄在庚子年春的长期病假“休养”与这种斗争格局有关。刚毅、端亲王载漪等人对朝政的影响力增大，从而左右了义和团事件前后的中枢决策。
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这是他鉴于北洋海军覆灭、京津防卫空虚，出于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的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这完全出乎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他后来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界对荣禄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庚子时期。荣禄在义和团兴起后，匆忙销假治事，但始终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主张“剿办”拳民、保护铁路，但慑于载漪等权贵的淫威，处处委曲求全，显得首鼠两端。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初奉命保护使馆，围攻开始后，武卫中军也曾参与。京城沦陷前，荣禄曾设法开启与公使馆的和议，但未能成功。
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西安时期的荣禄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朝野对他的非议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回到京城后，为了缓和外人对武卫军围攻使馆造成的影响，荣禄加强了与外国使节的联络。他虽然主持朝政，却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守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荣禄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告倾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袁世凯——这个在荣禄庇护下力量得以发展 膨胀起来的一代枭雄，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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