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及这个命题时，很多人一定会夺口而出：“慈禧太后和朝挺守旧势力”！
不错，翻开中国近现代血泪史，慈禧太后尤其可恨！其私生活奢靡无度、贪图享乐、思想保守、反对变法等等罄竹难书。
但是光绪帝落到那个结局真的全部怪慈禧太后吗？未必尽然，真正误了光绪帝的是康有为。
一、光绪帝为何信任康有为
在1898年，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因为朝堂上下深知，经过火烧圆明园、甲午战败加上日俄战争，即便是慈禧太后也深深的被震动了。独裁专制的封建国家打不过宪政民主国家，这已经是血淋淋的事实。要天祚永续，就得顺应时势、顺应潮流。所以朝堂上下，变革已经是普遍共识。
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
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事实上翁同龢一再扣压康有为的上书时，是荣禄把康有为的上书推荐给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那一次的还政原本也是动了真格的。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
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系统、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挂帅还是可以的。而且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能看出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光绪为何迷恋康有为？就因为康有为的虚言巧饰和道貌岸然，康有为这个人是即便捉奸在床也一定能够堂堂正正说是在研究学术的伪君子。而且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具有煽动性和诱惑力，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作为尚有旧权掣肘的皇帝自然喜欢听这番话，比如秦国时的范雎对秦昭王的建议。但是任何谋略都要分时势，康有为不是范雎，光绪帝也不是秦昭王。
康有为早期曾想通过翁同龢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于是两人渐行渐远。所以翁同龢全力阻止光绪帝接触康有为，并为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言而推行的新政使绊子，光绪忍无可忍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窃廖平《辟刘篇》嫌疑
二、可惜康有为恋权、捞权，毁掉了改革
要知道历史上的成功变革，唯商鞅一人而已。商鞅能够成功是因为上有秦孝公压制住了保守势力，中有商鞅自身具有真正广泛学识及政治经验，下有好政策得到秦国普通民众拥护。如果光绪帝让张之洞、李鸿章这类老成持重、有丰厚政治经验的人来做旗手，虽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更重要的是他的激进，才是最后成为喋血政变之因。朝堂之上，他竟然当着诸大臣以一个区区四品咨政的身份建言光绪，杀一批一二品大员，以为推行新政对旧臣的震慑。像荣禄这样原本持支持态度的大员顿时都寒了心。至此从支持走向反对，并且为了防患于未然，向慈禧太后陈情提防，并主动向慈禧太后请旨不进军机中枢，转而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担任直隶总督，监管袁世凯的小站新兵。原本改革伤筋动骨也有皇亲国戚找慈禧太后做主，慈禧都闭门不见，荣禄的奏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随后他再出昏招，怂恿光绪撤下已经身居闲职的李鸿章，想自己上位顶替，这就是要全部废掉慈禧太后信任的人，慈禧太后对他们革新党开始反感，也跟光绪生了嫌隙，开始全面监视光绪新政。
康有为
要知道一二品官员都是些什么人？要么是王爷，要么是几朝元老、股肱之臣。一个四品官员出此狂悖之言，已经是大罪。关键是给光绪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光绪表态，那只能说光绪是个昏君，左右不是人。光绪不表态，那就是在袒护康有为，大臣会觉得光绪真有杀他们之心，自然就离心离德，都去找太后庇护了。
康有为根本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他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这种政治主张又回到了战国时代。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最后他竟然邀请对中国野心勃勃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做中国改革顾问。清朝吃了日本多少亏？满朝文武及慈禧太后都恨毒了小日本、恨毒了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所以慈禧太后从开始的观望已经不得不出来干预了。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为曾异想天开与二人商议“中日合邦”，并奏折报告光绪
他最后的一个害死光绪的损招就是摹写誊抄光绪带出来的密诏，传诏人原本就已经对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有了警觉，所以让康有为一看完就把原诏带回。其实光绪只是说明了危险形势，提醒他逃离，他却叫手下学生摹写，去向袁世凯假传圣旨，他一个酸秀才哪懂得政治？先不说袁世凯已经被荣禄牢牢钳制，再说袁世凯本身也是个投机分子，更何况慈禧太后玩了几十年的政治，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经在慈禧太后眼里。
原本再不济，光绪皇帝还可以回到从前，当个儿皇帝，静待慈禧回心转意或者慢慢老去，他这一弄，最后是慈禧太后辛苦养大的儿子（过继）要自己老命，任谁还敢放过你？最后害的光绪帝独囚瀛台，直至慈禧去世前被毒死。
在危急时刻，康有为一个人跑去日本领事馆求得庇护，根本就没有管他那帮一直待他如师如父的学生的死活，还让那帮学生在那傻等老师。这是不是千古少有的伪君子？这样的人品又如何能够“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君比？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还不忘给光绪帝增添麻烦，伪造“衣带诏”，号召华侨捐钱勤王，但所捐之钱却全部进了他的腰包，供他在日本享受神仙生活。这跟孙中山先生省吃俭用，把自己及亲友家产都全部用来革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张之洞幕僚梁鼎和芬英国公使窦纳乐，其二人对康有为变法不以为然
三、康有为只是一个贪钱恋权的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敢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其实，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他还曾经派人鼓动张之洞跟他会签，张之洞客客气气给了几百两银子把他的人打发了。
康有为一直擅长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中，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建言，与公开刊行本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而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贱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戊戌六君子
最许多人往往不知情以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党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
还有一个小插曲，康有为在海外请戏班子宣传自己的变法故事，待戏班宣传完后找他要工钱，其竟然厚颜无耻的说，你能宣传我这么大的人物，那是多么光荣的事，还要什么钱？康有为的人品就跟现在有些梦想成为网红的人一样，随时在捕捉热点和时机，不断调整自己的理念去迎合，妄图一朝位高权重、天下闻名。
其实，光绪帝确实是一个有决心、有能力、有理想、思想开阔的大有为之君，只可惜太年轻急躁了，如果他的宪政改革用对了人，中国会少折腾50年，他也许会成为一代圣君。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天道不能假设，徒留功过是非，扼腕叹息。
康有为没有交上去的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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