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子上说，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的近代化交往，是被迫的，因而它对列强的态度是，既想拉拢投靠，又想排斥报复。这便是对外的所谓“羁縻”策略。这种心态，蔚然形成了一种一体性朝廷心态：清廷对手下的外交大臣，充满了疑虑，搞不清他们本质上是前者还是后者。
1896年春，甲午战败主要罪臣李鸿章被沙俄点名出访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毫无主权可言的清政府无奈同意。这次出访，便是轰动当时世界的李鸿章欧美之行。李鸿章回来以后，尽管带回了《中俄密约》，豪言说“可保大清二十年无事”。但是，在专权者慈禧眼里，《中俄密约》只是李鸿章与沙俄之间的个人游戏，可利用但不可全信，排除不了她个人的疑虑。李鸿章这个外交重臣是近半个世纪外国人了解大清中国的窗口，但在国内守旧官僚眼里，他是一个灰色人物。回国后的李鸿章，仍处于休致状态，这期间便发生了李鸿章私入圆明园禁地被罚银两的事件。
史料说明，树大根深的李鸿章虽然处于休致状态，但他在这一列强大瓜分时期，没有少出过力（有商务大臣头衔），尽管这种“力”反成了钳制国内不同派别、政见者的“力”。例如在沙俄、德国军舰入驶胶州湾的事件上，李鸿章本意欲钳制日本势力，但真正成了“引狼入室”。这一阶段也是李鸿章与枢臣翁同和矛盾爆发时期（袁世凯受翁同和委托劝说李鸿章放权，反遭斥责）。
1898年夏，李鸿章这位外交专家，被任命去山东勘察河工。这种用非所长的任命，几乎就是一种排斥。
但是，清廷的政治权力争夺反为“圈外人物”李鸿章带来了机遇。1898年9月戊戌政变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自政变开始，慈禧太后便有“废帝”想法，但又顾虑“好干涉内政”的列强干预。欲探一探外国公使态度的想法，使慈禧下意识地想到了“外国人眼里的红人”外交专家式人物李鸿章。
这天，与李鸿章交情不错的荣禄来了，他希望李鸿章出面询问一下外国公使对“废帝”的态度。不料李鸿章的回答充满了国体自尊：直接去问不免有乞求外国人同意的意思，有失国家体面，不妨任命我为某地督抚，以我的面子，外国公使一定会前来祝贺，到时随便一问，才不失国体自尊。李鸿章此说，竟然得到了荣禄的赞成。这也说明，那时的清政府，在被列强打击的事实中，已经根本没有了“国体”，而只是一个对内的专制政权而已。
李鸿章获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外国公使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在随便一问中，得到了“间接反对废帝”的答复。消息传至内廷慈禧太后，“废帝”便成为了先立“大阿哥”的一种变通。
1900年1月7日，年近80岁的李鸿章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去了。李鸿章的声望与地位，使他避免了不久以后总理衙门大臣载漪等领导的“义和团”的打击，——这种打击落在了曾经的驻外使节、名声远不及李鸿章的大臣许景澄等“汉奸”的头上。如果李鸿章仍留在京城，他的命运会怎样？历史没有如果。
在任命李鸿章两广总督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借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近闻该逆狼心未死，仍在沿海一带倏来倏往，著海疆各督抚禀尊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这是慈禧太后在“隔壁打水缸”说给李鸿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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