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506年，几乎八十年间，楚国和吴国之间就没有消停过，三年一小打，十年一大打，中间比较有名的战例简单汇总如下：
1、公元前584年州来之战：经过晋国速成培训的吴国小试牛刀，游击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地，楚国“一岁七奔”，自此陷入双线作战、疲于奔命的历史诅咒。
2、前570年鸠兹之战（今安徽芜湖东）：楚国“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进攻吴国，结果轻敌冒进，被吴国伏击击败，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逃出，主帅子重忧愤自杀，巫臣的灭族仇恨算是彻底报了。
3、前560年庸浦之战（今安徽无为南）：吴国趁着楚共王逝世之机出兵攻楚，楚军设置三道伏兵，另以一军引诱吴军，结果吴军中伏大败。
4、前559年皋舟之战：楚国攻吴，吴国坚守不战，楚军撤退中轻敌无备，在皋舟（今安徽巢县西北）险峻道路上被吴军伏击。这一仗有些类似崤之战，但没打成歼灭战，只是击溃。
5、前548年舒鸠之战：楚军攻打舒鸠（今安徽舒城），吴军前来救援，被少量部队引诱至楚军左军阵地，遭夹攻大败。
同年底吴军攻打巢城，结果吴王诸樊被射死城下，只得退走。国君战死沙场，是双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
6、前538年朱方之战：楚国联合多国联军攻吴，双方对攻，吴国夺取楚国三城，楚国在州来、钟离、居巢等淮河城邑加固城墙防守。
次年即前537年鹊岸之战：楚国多国联军再次攻吴，在鹊岸之战中轻敌致败，最终因吴军防守严密，无法进攻而退军。
这两战双方基本算是打平。
7、前536年房钟之战：楚国攻打徐国，吴军救援。楚军几乎以主力邀击吴军，结果疏于防备，反而被吴军在房钟（今安徽阜阳东北）袭击，大败。
8、前525年长岸之战：吴军攻楚，双方在长岸（今安徽当涂博望山）激战，各有损伤。楚军击败吴军舟师，夺取吴王旗舰“余皇”号，安排重兵看守。吴军主帅公子光（即阖闾）必须夺回“余皇”号，就耍了个小伎俩，先让少数人（据说只有3个）潜伏到“余皇”号附近，吴军夜间突然发起攻击，都喊口号“余皇”，这些潜伏者也交替答应，营造吴军已攻到“余皇”号附近的虚假局面。楚军果然中计，混乱下不仅大败，也丢了“余皇”号。
这便是鸡父之战（前519年）前双方的交战情况，总体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显著结论：
一是楚国败多胜少，战略防线渐次收缩，到鸡父之战前后，双方的争夺已主要围绕淮河流域的州来等地展开；
二是楚国仍具有战略优势和实力优势，它毕竟是历史上的霸主国，周边附属国众多，吴国在对抗楚国之余，必然要面对着一众小国的军事压力；尤其是楚国也玩起了类似“联吴制楚”的外交策略，开始扶持越国在吴国背后捣乱，埋下了吴国灭亡的伏笔。公元前544年，吴越开始首次交兵，自此，吴国也逐渐进入两面作战的不利战略态势。
三是，吴楚作战远不同于楚国和晋国等中原国家的征战，中原传统军礼制度在吴楚交战期间所能起到的约束和限制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毕竟这是两个“南蛮”之间的对抗，尤其对楚国来说，它早已被同化并相对遵守军礼制度，然而吴国却不当回事，这无疑也是楚国的一大劣势。
由此我们见到，引诱、设伏、巧计等军事“谋略”常常出现于双方战争之中，尤其是吴国，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不仅追求运用“谋略”致胜，也较少和楚国正面阵地战，而是代之以游击战为主，连番“疲惫”楚军，这对军史上战争形式种类的发展无疑是重大贡献。
从这些角度来说，吴国已经具备了“兵者诡道”的深厚现实土壤，兵家圣典《孙子兵法》能在吴国问世，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有其必然性。
而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可以称得上是吴楚交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战之后，楚国彻底沦入战略守势，而吴国则为柏举之战一举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战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双方围绕淮河流域争夺的延续，前525年长岸之战后，州来城邑在吴楚之间数次易手，争夺激烈。
这一次吴军在吴王僚、公子光的率领下再次前来攻打州来，楚国派出将军薳越领兵抗击，同时组建了“七国联军”，即楚、许、陈、蔡、顿、胡、沈等国家，其中许、陈、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顿、胡、沈可能就不那么面熟了。其实他们都是楚国长期以来的附庸国。
吴军见楚国联军来势汹汹，不愿直接迎战，转移到钟离待机。
州来转危为安，对楚国联军当然是好消息。但苦逼的是，楚国派来的“监军”、令尹阳匄突然病逝了（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大战关头，损失这样一位核心人物，自然不吉利，对联军的士气大有打击。薳越也觉得运气不好，估计经过占卜，他不仅不下令追击吴军，反而决定全军转移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休整。
楚国联军不战自退，让富于韬略的公子光嗅到了胜利的味道，他立刻建议吴军尾随追击楚国联军，于过程中捕捉战机。
而如何战胜七国联军，公子光经过深入的摸底和思考，也已成竹在胸，虽然敌方是七个国家联合，表面看似很强大，但他们的弱点也很严重：“这些小国之所以加入联军，主要是畏惧楚国，迫不得已，他们肯定出工不出力，尤其有几个国家的主帅并不真正服从楚国；既然联军无法团结，各自为政，那这个缝隙就可以利用。”他明确判断：“楚可败也”。
吴军就此制定战役计划：先发制人，以奇袭打击联军一部，争取制造混乱并波及其全军，从而趁乱攻击，争取全胜。
当时正好有实施奇袭的条件，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晦日”即七月二十九日。
这就要提到军礼制度的一个基本规定：“晦日不军”，这一天不仅不能打仗，甚至连行军乃至排兵布阵都不允许，因为不吉利。至于为什么不吉利，不知道，老祖宗就这么定的，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没人敢违背。
因此可以预期，深受“军礼”制度熏陶的楚国联军，在这一天注定会精神松懈、毫无准备。
那吴国敢打破这个规定么？打破这个规定就一定能打赢么？
如果您还记得，楚军早已在鄢陵之战中就打破了这一规定，“晦日”行军逼近晋军大营，但结果却并未打赢。
估计此战之后，楚国没少被晋国等中原国家嘲笑，而“晦日不军”的正确性似乎也因此反例而得到了强化。
现在吴国再次面对这个选择的机会。一方面是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可以切实得利的“天赐良机”，那吴国会怎么选择呢？
骨子里就不真正尊重军礼制度的吴国，决定选择冒险尝试。而历史果然奖励了挑战者和勇敢者。个中的经验值得铭记。
由此吴军出其不意，于晦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上。
针对胡、沈、陈三国统帅（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年幼毛躁的特点，吴军首先以弱势兵力向他们发起攻击，引诱其出战。
据说这股弱势兵力是没有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3000名囚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带在军队中的，这且不管它，总之他们很快溃败。而胡、沈、陈三国统帅果然中计，率军追击，结果陷入吴军三军的预先设好的包围圈，被包了饺子，三国统帅被俘虏、杀掉。
这只是吴军战役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放开包围圈，让三国士兵狂奔逃命。可以想象，这些士兵奔跑之余会说些什么，无非是“我们打败了”、“国君被杀了”、“吴军恐怖如斯”之类。吴军紧随其后，发起攻击，还故意把战鼓敲得震天响，营造出惊天动地的攻势局面。（这一点和抢夺“余皇”号的计谋如出一辙，估计又是出自公子光。）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此状况，自然军心动摇，在溃兵的冲击和吴军攻击的双重打击下很快崩溃。因为是晦日，楚军也没有列阵，薳越倒是富于决断，他见此情况已知无力回天，阵也不列了，立刻下令全军撤退。混乱之下，联军乃至楚军的伤损可想而知。
鸡父之战便这样以吴军的大胆“晦日”出击、以一胜七、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果您看到我以前写过的战争，相信您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一战吴国方面的军事指挥和用兵之道已经完全没有了传统“军礼”的任何影子，和后世的战争也已经大为相似。
这正是吴国对于军事史发展的真正贡献，对于“晦日不军”的传统打破只是个中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
虽然此时名将伍子胥已经身在吴国（他应该没有参与此战），而孙武子还尚未来到吴国。
而一旦公子光（即阖闾）、伍子胥、孙武子军史上第一个“铁三角”联手，那楚国的命运就将彻底注定，这就是下一篇我将要写的“柏举之战”、一战灭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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