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二.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三.
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四.
明朝文官制度——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并无经世致用之才。
五.
权术与道德是背道相驰的——如当今政府体系，善于权谋之术者的仕途远比
六.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为村中耆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扬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明朝其实为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社会。建立初期，打击乡绅地主，重新分配土地——类似于我国的土地改革。经世治世着顺畅。
七.
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八.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九.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十.
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十一.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十二.
1. 封建社会的中国过于强调以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了治理体系的僵化，治理能力的停滞不前，思想的固步自封，使社会处于一种停止运转的状态，造成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落后。
以伦理道德代替法制治国具有很大的弊端，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前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看似两者相互矛盾，其实不然。为什么从汉至明朝，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度跃升为世界头号强国。是因为制度——当中国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统治时，西方才进入奴隶制社会。因此，就形成了从汉朝至明朝中期，中国一度领先世界各国。其根源在于——制度优势（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统治，促进了农耕经济的繁荣。）
中国落后于西方究其更本也是——制度因素。明朝中后期正值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快速崛起，推动着西方社会各层面的重大变革。正是变革给西方社会带来生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封建统治，工业化取代手工业，自由民主取代愚昧无知。西方社会迎来黄金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明朝后期。封建统治，官僚政治，小农经济和农耕意识，即使有李贽、黄宗羲的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也被扼杀在这“封建”二字当中。中国落后于西方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之后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西方一系列的侵略、殖民，埋下了隐患。在我看来，制度成为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因素。
日后的仁人志士也意识到了中国制度落后才导致国家积贫积弱，遭受西方侵略。于是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可收效甚微。中国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才能富强复兴？
时间跨度到今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一步步迈向民族复兴的道路，貌似中国人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那条路。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可其中还有很多的不足值的我们反思与改进。
其中一点：伦理道德和法律
在我看来，今日中国道德逐渐弱化，法律逐渐取代道德。封建时代，统治集团利用伦理道德来取缔法律。这两种做法都有巨大的弊端——古代：伦理道德是维系了统治，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僵化，社会前进动力不足，使得明朝后期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当今——利用法律替代伦理道德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人们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社会治理漏洞百出，可见我们治理的理念有了偏差。
道德和法律的结合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失败原因有很多，国家意识在我看来是其根源。
古代中国，百姓秉持的一种思想就是国家是皇帝的，与自己无关。没有国家意识，才导致了近代中国人看似数量庞大，其实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 ，以家庭为单位，只有家族意识，没有国家概念。还有一种思想即朝廷就是政府，这种思想太荒谬！国家是国家，政党是政党。在我看来，二者没有可比性。百姓可以对一个政党不满，但是对自己的国家，无论这个国家强大还是衰弱，爱国是做为一个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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