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仁宗的“仁”並不是一天就鑄成的。歷史新劇《清平樂》中，剛開始宋仁宗就與韓琦在坊間辯論皇帝對錯的問題，其中辯論的就是關於“汴京營生百姓”的政策問題。歷史上的韓琦作為三朝老臣，其實他一生的執政風格都是傾向於“優待平民”、尊重“民為萬本”的社會原則，所以也被稱為賢相。劇中正值青年的韓琦滿胸抱負，的確那種“以民為本”的理念貫穿了他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仁宗治盛”這個盛世，貢獻了巨大的“仁”和“善民”的力量。
社會弊病：商人資源不均等（一）
宋仁宗和韓琦在梁家鋪子裡的辯論，其中內容對於宋仁宗來說是“振聾發聵”的。在實際上，北宋早期的商業經濟，的確出現此類“不平等”、“排斥百姓”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來自於自古以來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和思想並重，許多人都認為，不務農的百姓，就是“不務正業”，他們不同於“士族家庭”，有官方權利所帶來的便利，也不算徹底轉型成為“商人”。因此，社會商業資源就出現了不平均的情況。
對錯之辯
在宋之前，國家的商業的自由度十分之低，古代凡是利潤高的行業，都有所謂的“專賣、禁賣制度”，專賣即是指“國家壟斷”的高利潤產業，禁賣則是代表百姓階層不允許染指。宋仁宗時代，也同樣在歷受這樣存留下來弊端的思想和正在成長的“商業社會”所帶來的矛盾的煎熬。就如汴京的商業，普通老百姓在城市內地位極低，經商也是抬不起頭，主要暴利行業都掌握在“勢貴族”的手裡，貴族們擁有著局部壟斷性的社會資源，久而久之就造成汴京的商業出現畸形，來自各地民間百姓的商品不能快速拓展，壓迫的狀況層出不窮，對於北宋統治者來說，這樣的基本現象是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消極作用的。
那麼從天聖年起，宋仁宗就致力於城市改革，以點帶面，“從汴京再到全國”，想要打破的，就是在“坊市”思想上存在的“貴賤隔閡”。從城市公共用地的重新劃分，再到物價的調控，宋仁宗想要做到的，就是在基礎條件上，保證可見的平等。可城市的改革，並不能深化到觀念的改變，宋仁宗並沒有一開始就抑制“富人”的利益來源，所以城市改革的時間十分之長，在北宋早期就積累了大量資源的“勢貴族”，並沒有因為城市改革而損失太大的利益。於是直到“慶曆新政”，直到韓琦回到汴京，才開始在根本的思想上，進行貴賤商人的平等化。
韓琦對底層商人和農民的扶持
韓琦的出身既可以說是“仕族”，但因為父親早逝，他通過科舉走到仕途的道路，又不比當年的范仲淹輕鬆多少。所以看過社會百態的韓琦，在“重農”，以及促進商業平等化的想法上，和宋仁宗是如出一轍的，韓琦不是紙上談兵的政客，而是真實的改革家。
①、擊破壁壘，實行自由市場
以汴京為例，汴京城的商業最高層次的資源，幾乎都是在貴族手裡，這也是“專賣制度”下的一種延伸。韓琦在其《安陽集》中曾對此提到，認為是“歷世之弊”。他認為歷代的“全面壟斷”，是對民間百姓經營的一種扼殺，開放但不全部開放，適當分出貴族或者皇家手中的商業資源，共享給百姓，這就是韓琦在京任職時，對民間促進商業的一種核心思想，也稱為“俾通商利”。而韓琦也認為，只要平衡了百姓的貿易資源，就可以做到：“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的境界。而這，也是宋代自由市場高度形成的政策根源。
②、鼓勵小農經濟走向開放銷售
自古以來是“重農抑商”，而韓琦卻不同，在北宋商品經濟勃發的時候，他既“重農”也“重商”。他認為農民也同樣可以成為商業的一環，成為提供原料的“商人環節”，這也同樣意味著，小農經濟走向貿易的轉變。這種思想是具備時代特性的，因為北宋政府難以再壓制暴增的原材料及其價格，因此，韓琦的重心就放在了平衡農商之上，韓琦認為，農商結合，更能致國富，而且北宋的貿易，除了國內，也還與西夏和契丹有著密切的往來，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商品經濟的騰飛已成趨勢。
③、開放邊境耕地，增加農民的收入
宋代邊境的耕地大多都是空置狀態，因為遊牧民族的不斷入侵，耕地的結果除了遭到破壞，隨後便是被掠奪糧食。在至和二年，韓琦就對此上書宋仁宗，建議開放邊境耕地，而他本人也在加大打擊契丹對北宋汴京的入侵，從而獲得數十里範圍的安全區域，最後宋仁宗也同樣滿意韓琦的觀點，通過了請求。而韓琦此舉，既保證了邊境資源的有效生產，更是解決了邊境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令農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明顯的增長。
尊水之舟：君臣的仁政共鳴（二）
針對民生問題，韓琦和宋仁宗都是默契地保證大部分百姓的利益。韓琦逝世後，其所在任過的大部分地方百姓都請願為他修築生祠，根源就在於，韓琦十分重視百姓的生計和災荒。早在仁宗寶元二年，韓琦就宋仁宗派往四川應對饑荒，韓琦到了四川后，沒有與當地官員“虛與委蛇”,而是直接先對所謂的“貪殘不職吏”進行清除，總共除掉冗官六百餘人，然後通過一系列賑災的運作，鼓勵生產，恢復民生秩序，就在這次饑荒應對中，救活一百九十餘萬的四川饑民。
韓琦在經歷了漫長的抵禦西夏事業之後，與范仲淹一同迴歸汴京，那麼這個時候的時間，就到了慶曆年，也是著名的慶曆新政的開端。在慶曆改革的時候，韓琦的“七條新議”中，就有明確指出“收民心”的方針。收民心是賑災和鼓勵生產同步的一系列政策，這個想法引起了仁宗的贊同，以至於後來慶曆新政大部分都失敗了，但是重民生卻一直持續進行著，並且最後構成“仁宗治盛”的百姓安居樂業的盛世之景。也同樣在慶曆年，韓琦前往河南應對饑荒，此次除了罷免“閒官”，他還主張減輕農民百姓的賦稅，這也符合他和宋仁宗“善待”百姓的執政理念。
到了後來，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韓琦、范仲淹等主要改革派被貶職，韓琦在貶職後的生涯，就經常要求前往有著“民生”問題的地區，進行改革，如當時著名的“衙前”制度，就被韓琦發現“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不良現象。於是經過一系列權衡，就罷除了這項體系臃腫的“衙前”制度，保證了底層百姓的根本利益。
韓琦
“親民“源於看到本質的性格
①、仁宗的性格：親和重聲譽
宋仁宗在歷史上其實是個十分注重他人評價的皇帝，所以宋仁宗對於民生的問題才會如此關注。因為早年的劉後攝政，仁宗的學習重於實踐，他對禮法的極致和皇帝形象非常看重。無論是在對於言官的寬容上，還是對基層百姓的關心上，都儘量讓自己做得更好。宋仁宗處在一個承上啟下的年代，他更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的時代也湧現許許多多的人才，大多數朝廷精英，都是出身平凡的普通寒門學士，宋仁宗重用他們的根源就在於，“以階級治階級”，才能更好的創造安穩的盛世。
②、韓琦的性格：直接且注重效率
韓琦在1027年中進士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充當言官的角色。他的本性也和《清平樂》中演繹的一樣，不會忌諱他人的身份而謹言慎語，在寶元元年，宰相王隨更因為他的彈劾而貶值。在民生問題方面，韓琦也是同樣的，他清楚北宋的“閒官”太多，才導致一系列亂象叢生，先是京城的商業環境，再到地方的百姓生活環境，都是如此，所以罷免官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成了韓琦修改階級的有效武器，但也因此這樣，才導致保舊派反彈，導致慶曆新政的失敗。但是韓琦的“以民為本”的思想卻是十分寶貴，正如蘇軾的“以民為天”，那個時代清醒的政客，看到的都是百姓階層正在崛起的本質。
仁之君臣，萬民敬仰的光陰（三）
宋仁宗的“仁”，在古代皇帝廟號中是最早出現。仁之一字，在於盛世之民生，老子有言：“天地不仁，以萬物芻狗”。那麼以天萬物民生為本，則才成仁。宋仁宗在位，他的民本主張是為北宋社會起到了巨大的穩固作用，這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也造就了宋仁宗。其在位四十餘年，獲得的尊敬是真實的，仁宗是守成之君，後來者對他的評價是“仁宗雖百事不會，獨會做官家”。那麼在人民眼中看來，好皇帝的標準很簡單，那便是善待天下人民。也是這樣的仁宗，在他逝世後，悲慟的人從京城到全國，幾乎都能看見為他“哀悼”的百姓，這就是仁宗的個人魅力。
那麼韓琦也是同樣的，韓琦從基層走入最高的仕途，看到世間，遵守以民為本，為百姓做過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他既是仁的實施者，在思想上和宋仁宗有共鳴，想來也有互相影響的成分在其中。韓琦走過的時間要比仁宗更長，歷經三朝，歲月風霜沉澱得深厚，直到後來王安石變法，諸多民生之法，都有韓琦的“以民為本”的影子。韓琦的民間影響力也是極大的，正如歐陽修所說：“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所以韓琦不僅是北宋的臣子，更是天下百姓公認的“孺子牛”。
而這對君臣的“仁政”，真真實實地刻畫了一個時代。
結語：
“仁宗治盛”是一場百姓被重視，被照顧到的盛世，也同樣是古代歷史中，難得的重視百姓的時代。加上仁宗時期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善待基層百姓，則是催化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奠定了北宋人民一大段美好的歲月。
參考史料：《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韓琦傳》《安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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